孫中山指導辛亥革命的理論是三民主義，他為革命確定的方向為：“前代為英雄革命，今日為國民革命，所謂國民革命者，一國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即皆負革命之責任。”但民族的概念，主權的概念，國民的概念，民權的概念，都是由維新派開始傳播的。
日本高田幸男副教授在《辛亥革命時期的教育與塑造“國民”》一文中指出：“在東方國家，‘國民國家’是在近代的曆史過程中被迫建立的，且這些國家原來沒有建立‘國民國家’的社會基礎。”但在奠定國民的觀念時，是有差距的。他指出：“1899年，梁啟超在《清議報》第30冊上，把‘國民’與作為皇帝私產的‘國家’相對立起來，說‘國民者，以國為人民公產之稱’，主張由人民組成國家……‘國民’一詞在近代中國有政治主體的涵義，但實際上，從清末一直到民國建立初期，‘國民教育’的課程隻講究灌輸國家觀念，沒有明確提出養成政治主體的措施。因為如何迅速普及教育是最重要的，而養成政治主體是第二階段的問題。清末‘國民教育’和立憲運動有密切關係，並非單純的複古的國家主義教育。因此，圍繞‘國民教育’的內容，新舊對抗，實際上有較進步的課本和教授的餘地。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複古主義，加上蔡元培的個性，民國教育部提出以兒童、人民為中心的教育方針。但這段時間的‘國民教育’隻是講究灌輸新生民國的國家觀念，談不到養成政治主體。因此，小林善文先生認為，民國初期的教育改革並非改變清末教育的框架。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教育的路線在立憲派和保守派的抗爭中形成的，民國初期教育改革是在這一成果之上進行且將這一成果製度化。”
狹間直樹教授在《對中國近代‘民主’與‘共和’觀念的考察》一文中指出：“那時，與如今所謂‘民主主義’意思相近而使用的詞語是‘民權’，而康有為成為‘中國首創者’的，正是這個‘民權’……如果以君主製為前提的民權是受到限定的東西，那麼若是不以君主製為前提的民權，即如果是以民主為前提的民權，就應當是不受限定的東西。實際上，中國確實出現了孫文民權主義所代表的、提倡這類內容的‘民權’。”但和下麵要分析的“共和”觀念一樣產生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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