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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社科總館>曆史資料>大視野下清末民初變革>二、新思想新文化的引進及其局限(2)
二、新思想新文化的引進及其局限(2)朱宗震新華出版社
馮天瑜教授在《“革命”“共和”：近代政治中堅概念的形成》一文中分析了這兩個概念在中國的命運。他敘述了孫中山對革命的定義：“孫中山則概括新舊‘革命’的差異道：‘故前代為英雄革命，今日為國民革命，所謂國民革命者，一國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即皆負革命之責任。’……而民主共和傳統的欠缺，專製主義傳統的強大，正埋下中國近代民主曆程艱難曲折的伏筆，辛亥後有人沉痛指出，‘吾人於共和國體下，備受專製政治之痛苦’，一位辛亥武昌首義參加者沉痛吟詩雲：‘無量金錢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表明‘革命’、‘共和’的現代義和世界義在中國得以真正普及和實施的不易。此中坎坷，正是中國現代化進程複雜性的一種表征。它也昭示：一種新時代中堅概念深植民族文化心理內層，不可能一蹴而就。”孫中山對國民革命這種烏托邦式的定義，並沒有提升辛亥革命的質量，如果一國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就是大同世界，何勞革命？
狹間直樹教授在《對中國近代‘民主’與‘共和’觀念的考察》一文中，也分析了“共和”在中國的命運問題，他以田桐為例，解剖了當時人的思維矛盾：“田桐從國民沒能徹底了解共和原理方麵探討失敗原因的思考值得注意……田桐說：‘不知自治，即不足以言共和。自治之精神不強固，共和之政治，烏能發達？’……即這一時期（指辛亥前——引者），他一心邁向為實現‘共和’的‘革命’，沒把梁啟超說的‘共和之真精神，在自治’等意見放在心上。而且，創立共和國之後，雖然他注意到‘隻知共和，不知共和之原理’是失敗的原因，以及‘共和之原理在自治之精神’，但在其見解中，幾乎沒有正麵反映。不僅如此，田桐本身認為，共和國家的人民擁有‘絕對自由的權利’，革命黨是由主義統一起來的團體，因而有必要服從領袖。”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後，由於希望建立領袖集權的革命的戰鬥體製，也一再反對黨內的“自由”傾向，在他的理論體係中，爭取自由的地位，也被削弱了。理論和實踐有著巨大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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