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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思想新文化的引進及其局限(3)朱宗震新華出版社
巴斯蒂教授指出：“在巴黎，1912年初，很多在法華人和法國人大辦盛宴慶祝亞歐兩洲的‘共和國姐妹’的大團結。他們大談特談要共同‘鬥爭’和共同‘戰鬥’，但這並不是指武裝鬥爭。法國共和主義者的理論絕對不是‘槍杆子出政權’式的理論。相反，他們非常讚成中國人民發動了一場動用了很少量武力，幾乎是和平的革命。這裏談及的‘戰鬥’，是人民要用自己的雙手贏得他們最終的政治命運的持久的努力，法國共和黨派本身的經驗告訴他們，這會是一種長期和艱苦的奮鬥，必須堅韌不拔、鍥而不舍，因為政治消極、跟風主義、屈服於權勢和教條，從來都是大多數人的自然習性，尤其是那些社會地位卑微的底層民眾。”革命在一定條件下是必要的，但不是萬能的，從革命到實現理想的目標，有著更漫長的道路要走。實踐比理論要複雜得多。
兩位學者關於“辮子”問題的分析，解剖了革命者的理論和實踐之間的矛盾，反映了當時理論上的膚淺和實踐上的幼稚。張鳴教授說：“在華的英國外交官看到中國老百姓為了躲避剪辮而戴上頭巾和帽子，而革命政府的警察居然還要檢查時，不無揶揄地寫道：‘警察對自由的熱忱，常常促使他們去攫取那些沒有惡意的過路人的帽子，以便查明在這個自由的領域內，這些過路人是否在內心仍然是滿清的奴隸。’也許他們並沒有想到，他們的作法實際多少墮入了傳統征服者強迫歸順的老套，而這正是他們所憎恨的清朝統治者當年做過的事情。”李喜所教授也作了分析：“由此又注入了一個極鮮明的特點：這就是在所謂的強製剪辮過程中實際上有一定的自由度，這比起清初的血腥的留辮運動是莫大的進步，表明人們的自由觀念在有限度地提高……辛亥革命贏得了曆史的進步，孫中山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在艱難地傳播。1921年，溥儀也在時代潮流的感召下毅然剪掉了辮子。這當然標誌著‘辮子時代’的徹底結束，但在‘辮子政治’中所反映出的中國泛政治的傳統文化及其思維方式卻在後來的曆史事變中頑強而曲折地表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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