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意義上的民主共和，既有西方的傳統，更有西方近代市民社會的實踐。中國社會移植“共和”的結果，經過了曲折的變化，它的命運和近代中國社會的生活是密切相關的，並不是一個單純的意識形態問題，社會的基本矛盾，製約著前進的軌跡。愛國主義的問題，並不能構成削弱公民權利觀念的理由，但也不是一個原因。思想和實踐，是雞生蛋，蛋生雞的循環進化，我們應該仔細地研究分析這一軌跡，看看我們今後的路該怎麼走，會怎麼走。曆史應驗了梁啟超的預言：“革命決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專製。”中國並沒有按照孫中山的設計經過革命、訓政而順利地走向共和。要使每個人都具有巴斯蒂教授所說的“獨立自主的人格”，還有漫長的路要走。辛亥革命的思想解放，僅僅是在少數人中，在理論上開了個頭。我們的先人從不同的視角作出了自己的努力，甚至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我們不應該去侮辱他們的努力和成就，但也要看到前進的腳步是艱難的，不要總是指望一步登天。誇大或抹殺辛亥革命的效果，都無助於我們今天的努力。
關於民族主義的問題，首先當然是前麵提到的國家主權觀念，然後是民族國家的建設。金衝及研究員在《辛亥革命和中國近代民族主義》一文中指出：“有趣的是，中國人最早提到‘民族主義’的，並不是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而是戊戌變法失敗後流亡到日本的梁啟超。”梁啟超又首先提出了中華民族的概念，並且主張“吾中國言民族者，當於小民族主義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小民族主義者何？漢民族對於國內他族是也。大民族主義者何？合本部屬之諸族對於國外之諸族也。”許小青講師在《1903年前後新式知識分子的主權意識與民族國家認同》一文中指出：“‘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這一口號的出現，至少具有這樣兩方麵的含義，一是‘中國人’整體觀念的突顯。作為民族整體的‘中國人’意識的出現是首先從留學生開始的，已有研究者指出：‘留學生到日本後，由於彼此有著共同的利益，便產生了作為‘中國人’的意識，因此也就感到有團結起來的必要。’這也意味著作為一個民族整體的中國人認同開始出現。二是‘中國，中國人的中國’這一口號的普遍提出，體現了新式知識分子所代表民族主權意識的高漲，民族國家的建構呼之欲出。”但是，正如許小青先生所說，當時存在著“排滿建國主義”和“大民族主義”兩種對立的民族國家建構方案，首先研究德國學者伯倫知理學說的梁啟超，就擺脫了種族觀，主張“合漢、合滿、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組成一個民族”。梁啟超政治遺產的傳人張君勱就“拒絕把血緣納入民族定義”。而革命黨人中則流行著狹隘的排滿民族主義。當時中國知識界理論修養還很落後，還很難出現先進的民族、國家觀念，他們麵對的是當前的形勢。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