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全家搬走。可*樂*言*情*首*發
至於他走後，財貨如何，這不是他要關心的問題。那隻有任他人去處置，我趙惟則做好自己就是。
無道之財，君子不會動心。這正是孔子儒學所講述的“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的聖賢本義。有誰會對無主之財不動心嗎？趙惟則就不動心。這是“廉介”的一個起點，也是“廉介”的一個終點。就價值而言，“廉介”有獨立方向。承認或不承認這類“廉介”是一種值得推許的價值，就進入了個人選擇。
我當然知道這個故實在道義淪喪之際會被犬儒主義者怎樣講述。但這不是我願意關心的向度。我想說的是：道德，譬如“廉介”，沒有“進步”“落後”的分別。趙惟則的故實，如果發生在今天，在大不列顛，在以色列，在中國台灣，那境界，也是一種“廉介”，並不比千年前“進步”，當然，也不比千年前“落後”。它就孤獨地存在著，向願意理解它的人昭示著什麼是“廉介”。
趙惟則的案例，“見之於行事”，而非“載之於空言”，所以，它是一個故實，一個涵容了意義的故實。這樣的故實，本書中比比皆是。
我相信講述它，是一種價值判斷。有價值判斷，爾後，有思想史。
我想說：我的書，事實上乃是一部思想史專著，盡管我在“講故實”。
曆史現場
我穿行在一個個曆史現場，“重新思想”故實中人物的感覺和經驗，仿佛親身經曆了轟轟烈烈的五十年。
敲下第一行字後，我就有了“親曆者”這個曆史感覺。
《趙匡胤時間》可以是一個“親曆者”在“重新思想”嗎？
讓我說一個故實來解釋這個意思。
後周大帝柴榮在征討契丹的路上，在秘書呈上的四方文書文件中，發現了一個“韋囊”，也就是用熟牛皮製作的口袋。這個熟皮口袋裏裝著一個木板，木板上寫著幾個漢字：“點檢做天子”。那時，柴榮的大表姐夫張永德正好做著後周帝國的“殿前都點檢”。柴榮懷疑張永德，改任趙匡胤為“殿前都點檢”。後來的事人所熟知，趙匡胤有了大宋帝國。
這就是“大宋帝國”的邏輯起點。也可以換一種說法：大宋帝國，它的邏輯起點，源於公元959年這個“熟皮口袋”事件。
把這個“熟皮口袋”講述成三百年大宋王朝的起點，想必會有人不同意。你當然可以說，後周太祖郭威的澶州兵變是陳橋兵變的預演，因此可以視為大宋王朝的隱秘起點；或者也可以說，後周柴榮的忽然早逝，這個偶然事件給了趙匡胤一個機會，使之成為大宋帝國的曆史起點；甚至還可以說，是大宋第一謀臣趙普與諸軍將士在陳橋的“陰謀擁戴”，才有了後來“啟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宋太祖，因此才算是大宋王朝的實際起點；等等。
你我落在千年時光之後，在尋找大宋王朝最初的直接機緣時，需要一個邏輯。
“趙匡胤時代”不同於“大宋帝國”。
“趙匡胤時代”也需要一個邏輯起點。
我認為這個起點可以是趙匡胤的出生之年，公元927年。
從927年之後，到960年之前，為老趙所親曆的五代中後期亂世。960年之後，大宋建立，他所親曆的亂世開始和平長入新朝，於是，有文化轉型，有撥亂反正。有意味的是，老趙並沒有砸爛舊世界。他甚至並沒有大張旗鼓地“興利除弊”。五代以來的所有弊端，都是在士庶有所要求、朝廷有所感覺、老趙有所知曉的前提下，一個一個（！）而不是一批一批地做著自我更化。與一般印象不同，五代亂世沉澱下來的政製，老趙幾乎全麵繼承下來。他不會為了“興利除弊”而“興利除弊”，以此換取士庶一時的快意或擁戴。他期望的天下是那種尊重傳統以及依靠自發秩序的久遠的安定。朝廷沒有必要主導或推動天下的“發展”，隻需要矚目於當下，根據已有的國力，從容地看守聖賢大義、先人經驗。至於共同體之間的各種文明展開，大宋帝國有的是時間等待，並相信時賢的推演，自有軌跡，不勞朝廷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