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武、進取既是大唐的時代精神，也是中國文化之傳統。這個傳統，既來自春秋戰國時代慷慨悲歌、視死如歸的武士精神，也來自漢代偉人們投筆從戎、馬革裹屍的個人英雄主義與“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國家英雄主義觀念，因為那是一個擴張的時代。
有強悍的國家，必有強悍之國人。
“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這句慷慨激昂的詩句，殆可寫出唐人的英雄氣概。既是時代推動了此種英雄主義，也是英雄主義推動國家走向強大，此為相輔相成之良性循環。
雖然政府也崇尚儒學，但是在民間，尚武更是蔚然成風。我們從大量唐代墓誌銘中，可以看到這一社會風尚，比如：
“鄙詩書之小尚，高投筆之良圖”；“意不仕儒，投筆從戎”；“棄文士之筆，挺壯夫之劍”；“恥筆墨之能事，學劍以敵萬人”；“學書已成，每恥腐儒之節；說劍無敵，常多烈士之心”。
類似的記錄還有許多，這種鄙視腐儒的心態，亦可從唐詩中窺見一斑，初唐著名詩人楊炯有一句詩“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百夫長隻是小頭目，算不上什麼功名，即便如此，在時人眼中，也比當一名尋章摘句的儒生要強多了，像王維這樣以寫田園山水詩聞名的人，也可以寫出“豈學書生輩，窗間老一經”的詩句。
對唐代尚武精神影響最深的是漢代的英雄人物事跡，特別是班超的故事影響最深遠。班超身上個人英雄主義成為唐人崇尚武功的精神來源之一，他的“投筆從戎，立功絕域”的傳奇故事，對唐人乃是莫大的激勵，他以一己之力，奮鬥西域三十年，完成降伏西域五十國的英雄壯舉，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幾乎是英雄的完美化身。班超的人生價值觀，對唐人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當年的寂寞英雄，竟然在數百年之後，成為男兒們追逐的榜樣。
除了班超之外，衛青、霍去病、李廣、馬援、張騫、李陵、竇憲、終軍、陳湯、傅介子、鄭吉等，也是唐人景仰的英雄人物，這些人物都是唐代尚武精神的源泉。
英雄崇拜是尚武精神激揚下的必然，在唐詩中出現了大量歌頌曆史英雄的詩篇，從前人偉業中汲取不盡的精神食糧，當然，詩歌主要還是文人的產物，從唐代墓誌銘中，更可以看到時人真實的精神境界。以下是從一些唐代墓誌銘中摘錄的崇拜英雄的句子：
“占募從戎，隨廣、陵以深入；投名壯籍，逐衛、霍而橫行”；“高誌捐書，勒燕然之銘碣；雄心擊劍，樹銅柱之功勳”（勒石燕然為竇憲之平匈奴，樹銅柱為馬援之平交趾）；“捐軀許國，慕班超之投筆；向月彎弓，學王粲之從軍”（王粲為東漢人物，“建安七子”之一）；“戰爭必克，若衛青之開幕；蠻貊是服，信馬援之南征”；“冀申博望之美，以成定遠之封”（張騫封博望侯，班超封定遠侯）；“當學衛霍將才，班超投筆”；“灌夫任俠，每以酒朋之遊；班超壯歲，更起丈夫之歎”。
尚武精神的另一體現便是唐代盛行的遊俠之風。輕生重義，俠者之風範，王維有詩：“縱死猶聞俠骨香”，此俠客、武士之寫照。甚至文人都深受遊俠風氣之熏染，初唐詩人盧照鄰有詩：“報恩為豪俠，死難在橫行。”又雲：“長安重遊俠，洛陽富財雄。”這可道出時人之追求。王維詩：“新豐美酒鬥十千，鹹陽遊俠多少年。”可證盧照鄰之詩。崔顥有一《古遊俠呈軍中諸將》，可謂是描寫遊俠之代表作：“少年負膽氣，好勇複知機。仗劍出門去，孤城逢合圍。殺人遼水上，走馬漁陽歸……”
可以說，英雄崇拜的情結與任俠精神貫穿大唐盛世，也使得唐朝一代，英雄輩出，豪傑紛起；醉臥沙場，視死生為同一，血濺黃丘，自有天地葬我；壯誌橫刀，效國命以奔走，雄心擊劍，拓疆域而縱橫；盛業百年，國威萬裏；建功業於當世，流芳名於後來。偉哉大唐帝國，壯哉大唐男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