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之治與李世民的勤政是分不開的，不到三十歲的他，年富力強、精力旺盛，他在治理國家方麵的魄力與意誌，完全可以媲美於他在軍事上的勇猛與堅忍。短短幾年的時間，李世民便使得社會民生迅速地穩定，他的政策有富於人性化的一麵，這是他成功的一個關鍵所在。
在李世民剛剛登基之時，全國各地盜賊不斷，對於如何肅清這些令地方官員頭疼不已的盜賊，有些官員提議課以重刑。李世民對此建議不屑一顧，說道：“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主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這個分析，可謂一針見血。
致力於建立人民對政府的信任，是李世民追求的一個目標，但是當以敢說話著稱的魏征批評皇帝李世民“即位未幾，失信者數矣”時，李世民先是愕然，繼而聽到魏征有理有據的批評之後，又大喜地說道：“夫號令不信，則民不知所從，天下何由而治乎？朕過深矣！”唐初的百姓能遇到這樣的皇帝，真可以算是數千年專製時代最幸運的人群了。
大唐王朝是中國曆史上最偉大的時代，而貞觀時代又是大唐曆史上最偉大的時期。此時的中國，其氣魄與胸襟，多多少少都有唐太宗李世民的影子。
這是一個自信的時代。
貞觀三年，發生了一件事情。有一個名叫劉恭的人，脖子上有個“勝”字，也不知是文身了還是怎麼來的，這個人還經常得意地說“當勝天下”，這是什麼意思？要謀反啊？官府把他抓了起來。唐太宗李世民得知此事後，不以為然地說：“如果他有天命，我也無力鏟除；如果他沒有天命，寫了個‘勝’字又如何呢？”然後下令將他釋放。
這隻是一件小事。
但是倘若放在明清文字獄的時代，這絕不是一件小事。
由小見大，這個大，就是人性化、人道化。比如在刑法上，唐初的刑法比以前各朝要寬大合理得多。貞觀元年，即位不久的李世民即命令重修刑法判例，將五十餘種死刑條款減輕一級，廢除肉刑，改為流放，並不再使用酷刑。
在貞觀時代，對死刑的判罰非常慎重，唐太宗認為“死者不可再生”，如果出現冤案，即便日後平反，都無法彌補其過。因而在判處死刑的程序上，極為謹慎，須由中書省、門下省四品以上官員以及尚書九卿共同議定。在貞觀四年時，全國判決死刑的人數僅有二十九人。
這絕對是中國古代曆史上冤獄最少的黃金時期，也是古代最富人性文明的時代。
在國家經濟、製度、法律諸方麵均健康發展的情況下，大唐帝國的欣欣向榮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然而文治的昌盛，並不一定帶來國家的強大。文明帝國毀於蠻族之手，中外皆有，宋朝是一個例子，西方羅馬帝國最終也為蠻族所摧毀。故而文明僅是強大的一部分，另一部分，依靠的是強悍的尚武精神。
近代以來，“擴張”一詞，對於中國人而言，似乎已經成為一個貶義詞了。的確，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人類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國際政治產生新秩序，然而這不過是最近數十年的事。對於漫長的中國古代史來說，擴張更多時候是體現為一種為國家安全而采取的積極防禦，一旦失去擴張的信心與動力，必定飽受被侵犯之苦。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人是如此，國亦如此。
尚武精神的激揚，使大唐帝國從文明走向強大。
在專製的時代，上行下效非常明顯。政府對尚武精神的鼓勵，使得整個國家與民族迅速走向強悍，這個傳統，從某種意義說，與李世民在建國之初的大力推廣是分不開的。正是因為有這種強悍的精神，才使得國家有著開放的心態與包容的胸懷，從而使大唐帝國在中國曆史上，有如巍巍高山，氣勢恢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