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的上台，開啟了中國曆史上最偉大的“貞觀時代”。短短幾年時間，大唐帝國便煥然一新，國力蒸蒸日上，很快取代突厥汗國，一躍成為第一強國。
這其中的奧秘何在？李世民與他的政府，在這幾年時間內，到底做了些什麼呢？我們還是簡單地回顧一下大唐帝國在這幾年內，經濟、政治、法律等方麵的一些情況吧。
首先是經濟上的強大。
中原農業經濟與周圍的遊牧經濟相比，有著更強的穩定性，特別是在和平的年代。李世民登基之後，當即免除關內及蒲州等六州兩年的租調，其餘各州免除租調一年，此項政策大大刺激農業之發展。對於受突厥人入侵破壞嚴重的地區，政府按照家庭人口數量的多少，發放賑濟品；對於受封為王的皇親國戚，大大降低其封邑的標準，以減輕當地農民的負擔，李世民對此的說法是：“朕為天子，所以養百姓也，豈可勞百姓以養己之宗族乎！”
政府倡導節儉，李世民也對群臣說：“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史載，長孫皇後“正位中宮，務崇節儉”，為宮廷樹此風氣。
在李唐政府的努力下，受戰爭破壞嚴重的經濟很快複蘇，先進的科技水平以及廣闊的土地與眾多的人口，使得大唐帝國的經濟水平遠遠超過突厥汗國。
大唐帝國在製度上的建設可圈可點，製度的優越性是帝國保持活力、並使得國力蒸蒸日上的重要原因。
在前朝政治製度的基礎上，唐王朝進行吸收與改進，在製度建設上堪稱集以往之大成。其政治設計之構架，很多方麵可以媲美於近代政治製度，即便以今人的眼光視之，仍然不失其精巧與睿智。
在大唐帝國政治構架中，除了皇帝無上的權力之外，國家權力集中於“三省一台”。三省為尚書省、門下省與中書省。這三省的職能大概是這樣的：中書省製定法令，即立法機構；門下省審查法令；尚書省則執行法令，相當於國務院。一台為禦史台，其重要職責是對百官的失職及犯罪進行彈劾，行使監察權。“三省一台”的核心乃是一種立法、審查、行政、監察四權分立。
“三省”的權力相互獨立，且相互製衡。尚書省不得違反中書省製定的法令，中書省的法令又必須受到門下省的審查，門下省也不能在理由不充分的情況下推翻中書省的提案。一般說來，朝廷的製敕法令，是由中書省的中書舍人起草，中書舍人共有六名，其意見也不一定統一，因此各人可將不同意見另呈，並簽署姓名，提交給上級中書侍郎；中書侍郎審查後提出意見，提交給中書省的負責人中書令。中書令最後拍板，然後將草案提交給門下省，由門下省的工作人員逐一審查，提出反駁的意見。一旦門下省駁議，則中書省需將此草案相關部分再討論定奪，然後複交由門下省再審，這個稱為“駁議製”。同時，國家之大政方針，經常由三省高層官員共同開會商議決定，這既是一種權力上的製衡，也是政策製定上的審慎。
為了避免皇權對這種製度進行破壞，唐太宗小心謹慎，力求不幹涉這種分權製度，而且將其具體化，推進了“三省一台”製度的健全。
在封建社會，皇帝的詔敕本身就是法令，即使是主持立法與審查的中書省與門下省也不敢反對皇帝的詔敕，這使得致力於製度建設的皇帝李世民有幾分不快。在貞觀三年，李世民批評道：“中書與門下兩省都是機要部門，我的詔敕有不恰當的地方，都應該要議論反駁。可是我每次都看到你們隻是唯唯順從，從來沒有聽到反對的意見。如果隻是這樣做做文書工作，誰人不可以進中書門下？何必選擇有才之賢人呢？”正是在李世民的努力之下，駁議製才開始成為一項長期執行的製度，這確保了帝國法令上的謹慎與延續性。
同樣，唐太宗李世民也盡量克製皇帝的無上權威，他在朝會上不輕易發言，他解釋說：“我每臨朝時，每說一句話之前，未嚐不先三思，恐怕說出的話不夠謹慎而有害於百姓，所以我不輕易發言。”在帝製的年代，能夠像李世民這樣有著足夠清醒認識的皇帝，確實鳳毛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