婁師德文武雙全，唐高宗派他出使青藏高原，與吐蕃進行談判。論欽陵的弟弟論讚婆在赤嶺迎接婁師德，婁師德向論讚婆傳達皇帝的口諭，並警告吐蕃要自擇禍福，論讚婆表示吐蕃仍然希望與大唐交好。
但是屢戰屢敗後，唐朝廷已經視吐蕃為最大的對手，在戰場上一敗塗地，怎麼辦？唐高宗召群臣商議此事，結果大臣們眾說紛紜，會議開了許久，最後也沒有達成共識。
唐軍失敗的原因何在？
正當朝中大臣們爭執不下時，有一位太學生向皇帝上了一折密奏。這位太學生名叫魏元忠，後來成為大唐名臣，他這折上書，尖銳地批評了唐朝軍事上的失誤之處。
670年與 678年兩次對吐蕃戰爭的慘敗，都可歸之於將領的問題。一次是副將郭待封不服從主帥的命令，另一次是主帥在副將陷入重圍情況下見死不救。然而將戰敗原因僅歸之將領個人的能力是不全麵的，這時已經可以看出，唐高宗後期軍事人才凋零了。
魏元忠在密折中，一針見血地指出：“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為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為先而不知方略。”雖然在尚武的唐代，不缺赳赳武夫，但到高宗晚期，熟知兵略的將才卻很少了。
與貞觀時代將星閃耀相比，此時前線將領幾乎不具備戰略才能，這深層原因是什麼呢？魏元忠繼續分析：“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閫外之任！”
原來根本原因，乃在於朝廷取材製度越來越傾向於將門之後、烈士之後，比如郭待封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是安西都護郭孝恪的兒子，但卻是個庸才，最終壞了大事。
這個選將製度本身就非常不合理，然而更致命的，是軍隊的賞罰製度被完全破壞。“夫賞罰者，軍國之切務”，軍隊的士氣與紀律，要靠賞罰有度來維持，可是“近日征伐，虛有賞格而無事實”。
先說有功不賞的情況，“自蘇定方征遼東，李世勣破平壤，賞絕不行，勳仍淹滯”。蘇定方征遼東，是 660年的事情，從這一年開始，國家對軍隊的賞賜停止了，以至於將領為了鼓動士氣，不得不掠奪敵區。蘇定方軍掠百濟、薛仁貴與鄭仁泰掠鐵勒（詳見後文），皆是這一時間之事，唐軍紀律之敗壞，亦可見一斑。魏元忠批評政府“徒惜勳庸，恐虛倉庫。不知士不用命，所損幾何！黔首雖微，不可欺罔”。在賞有功這一方麵，政府太吝嗇了。
再說有罪不誅的情況，這點更為嚴重。像王文度、郭待封這樣嚴重違反軍紀的將領，一個也沒有被誅殺，不止是將軍，甚至“不聞斬一台郎，戮一令史”，魏元忠慷慨地說：“大非川之敗，薛仁貴、郭待封等不即重誅，向使早誅仁貴等，則自餘諸將豈敢失利於後哉！”唐軍將領人為原因導致的失敗越來越多，但卻沒有實行足以有效的懲罰手段，像王文度這樣的人，被免官幾年後照樣回來繼續做官，將領們又何懼之有呢？
魏元忠的這折密奏，確實見解非凡，直指大唐軍事製度上的弊端所在。不過，即便唐高宗或武則天接受魏元忠的建議，也難以挽回唐軍的頹勢。李敬玄兵敗後的第二年（679年），吐蕃讚普芒鬆芒讚去世，他年僅八歲的兒子器弩悉弄繼承王位，軍政大權悉由論欽陵主持。唐高宗欺吐蕃新君年幼，想借此機會圖謀襲取吐蕃，派誰去做這件事呢？唐高宗想到一位非常幹練的大臣——吏部侍郎裴行儉。裴行儉聽了唐高宗的計劃後，搖了搖頭說：“此事切切不可，論欽陵十分賢能，現在吐蕃由他主持政局，上下和睦，我們是沒有機會的。”皇帝想一雪恥辱，可萬萬沒有想到，唐軍在兩次大敗之後，邊疆的局勢已經變得十分嚴峻。此時唐軍的戰略重點完全集中於西部。帝國北方守備空虛！大唐在西域的軍事力量薄弱！在這樣的背景下，西北的西突厥與北方的北突厥不約而同地準備對大唐帝國發難，一場全麵的危機，將如火山噴發。大唐帝國在之前數十年所征服的土地上，將爆發最嚴重的叛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