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幾天，戴笠就開始指揮著唐縱、周偉龍、張炎元、鄭錫麟等人著手布置雞鵝巷53號的辦公室，招兵買馬，籌備著4月1日的特務處成立大會。因為當時情報人員嚴重匱乏，許多還是黃埔老大哥們的親信，所以特務處顯得人員單薄，聲勢甚弱。戴笠決定在自己的家鄉江山縣招募親信，並收留黃埔的失業學生，以此來擴充特務處的勢力。
在戴笠忙碌的同時，鄭介民、康澤等人也在打自己的小算盤。賀衷寒說康澤是“有諫必納的重臣”，說的就是康澤是“複興社”創始人之一，“複興社”的名字就是康澤取名;康澤亦是三民主義青年團三位創始人之一(另外二人為劉健群、陳立夫)，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名字也是由他建議而被采納的。他們商量之後，認為由康澤找蔣介石保薦鄭介民離開特務處是最為保險的。
可是蔣介石不僅沒有同意，反而把康澤罵了一通。他把康澤的保薦報告重重扔回他的麵前，斥責道:“娘希匹!你們鬧小集團還敢當著我的麵，都吃了豹子膽啦?是我的學生，我自會一視同仁。你不用再說了。”
康澤還想辯解兩句:“可是鄭介民他……”
“他是什麼樣的我還不知道?桂係戰爭中我讓他去離間俞作柏，可是他竟然為了保命，中途逃跑。這樣的人不磨煉怎麼可以出成績呢?你不用再說了，我的安排都是自有道理的。你出去吧。”
康澤紅了臉，訕訕地出去了。
這件事雖然不了了之，但是鄭介民對戴笠心懷不滿的事情卻已經在“複興社”傳開了。戴笠是最早知道這一情況的人之一。他早已在蔣介石身邊安插了親信，也在各個大特務身邊收買了內應。種種形跡都表明，一場奪權之戰要在戴鄭之間進行。
戴笠在表麵上沒有給鄭介民難堪。鄭介民不請示不彙報，他也就聽之任之。鄭介民消極怠工，他樂得發展自己的人馬，把自己的親信安排到整個特務處。他讓鄭介民在特務處成立大會上說說話，可是鄭介民堅決不肯講。戴笠幹脆大包大攬，一個人唱起了獨角戲。
1932年4月1日，特務處召開成立大會。在到場的100名特務中，許多都是戴笠四處收羅，甚至拉來湊數的熟人。因為當初為了能夠多領一些經費，他增加了雇請人員的數目，連同購置電台設備，和辦公室購置筆墨紙張的費用等逐條逐款寫好，把預算出的開銷總額20萬元交給蔣介石批閱。蔣介石當即簽署了“同意”。現在就得把人頭的空缺給補上。
初成立的特務處設處長，由戴笠擔任;副處長，由鄭介民擔任;書記一名，由唐縱擔任，主持內務，下設情報股、總務股和督察股，分別都是由戴笠指定的親信擔任。
成立典禮完畢不久，戴笠就親自來找鄭介民。鄭介民一開始還略有些忌憚，孰料戴笠對他笑眯眯的，以禮相待，見麵就說:“我今天找你不談工作，就隨便聊聊。我們以後就一塊兒共事了，大家熟絡一些，也能夠方便我們相處嘛。”
鄭介民不知這是戴笠的攻心術，坐下來跟戴笠攀談。戴笠詢問鄭介民一直以來的經曆。鄭介民沒有隱瞞，據實作答:“我是廣東文昌人，從小家貧，讀書不容易。我考了兩次才考上黃埔軍校，後來又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政治經濟，回國後，就入陸軍大學將官班第三期，畢業後一直留在校長的侍從室做情報工作。”
戴笠“哦”了一聲，假裝佩服，暗中卻在自我吹噓:“鄭兄也算是學富五車，滿腹經綸。我就不如鄭兄讀書多了。我也因為家貧，從小四處討生活。考黃埔也是考了兩次才中，還沒畢業就開始為校長工作了。隻是那些年在外流浪，卻也認識了不少有頭有臉的人物。像是斧頭幫的王亞樵，上海青幫的杜月笙，還有第一師師長胡宗南，都是我結拜的兄弟。憑學問，我自然比不上鄭兄。但也許是我敢闖敢拚敢賣命，校長才會把這掉腦袋的位子給我吧。還請鄭兄今後多多海涵和幫忙。”
鄭介民聽完戴笠的話，再看他這般恭敬的態度，一點都沒有把自己當作處長的架子，心裏就受用了三分。再想到特務處處長的確是一個容易惹上禍端的職務，幹得好了，恨你的人多;幹得不好，又要挨蔣介石的罵。如今戴笠坐上這個位子，反而是替他解決了一個麻煩。這樣想完，他心情也舒服許多，換了一種口吻向戴笠稱讚道:“難怪校長如此器重你，你的確是很有本事。我從前是多心了，請你放心，以後我會做好我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