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在改組兩湖特稅局為禁煙督察處的時候，戴笠千方百計地保舉手下特務去當秘書，爭奪禁煙督察處的團長、營長等職務。蔣介石也知道利用督察處監視反蔣勢力的方便，於是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任戴笠去鑽營。
就在戴笠絞盡腦汁的時候，又一個大餡餅落在了他的頭上。
原先除了戴笠的特務處，鄧文儀所掌握的南昌行營調查科也是蔣介石非常信任的軍隊特工係統。戴笠覬覦了許久卻都沒辦法下手搶奪。就在1934年夏天，當蔣介石正集中全力在江西“圍剿”蘇區紅軍的時候。南昌飛機場卻因為一把莫名其妙的大火而使得飛機和油庫都付之一炬。蔣介石聞訊暴跳如雷，責令鄧文儀一周之內破案。
但是鄧文儀經過偵查，發現是二陳的親信，航空署署長徐培根在建設這座全國數一數二的機場時，將機場公款挪用了近300萬元去交易所套購黃金搞投機，不料運氣不佳，不斷虧本。看看挪用款項是難以歸還了，於是便在一個褥暑難挨之夜，支開了德國技術顧問及機場有關人員，從從容容地放起大火，把當時國內數一數二的南昌機場燒了個片甲不留，以便來一個“死無對證”。這徐培根的技法本屬“小兒科”，被前往調查的鄧文儀一揭就穿。但是，因為兩個本是一條繩子上拴著的螞蚱，加之徐培根苦苦哀求，又塞給鄧文儀8萬塊錢，因而鄧文儀便替徐培根在蔣介石麵前遮擋。他交給蔣介石的報告上稱飛機場是因為天氣過熱，油庫內儲油遇高溫燃燒導致失火。蔣介石當然不會相信這麼拙劣的借口。他又讓戴笠去調查，得到的結果讓蔣介石非常氣憤。一怒之下，他撤銷了鄧文儀的南昌行營調查科科長一職，將他手下的1750名特務全部移交並入戴笠的“複興社”特務係統。從此“戴處長”就變成了蔣介石口中聲聲喚著的“戴科長”。
雖然南昌行營調查科是得來全不費工夫，但是戴笠依然不敢動原來依附CC派的那些大特務。其中特別是在鄧文儀特務係統任二把手的邱開基，後來被蔣介石任命為10省禁煙督察處緝私處處長，掌管幾個團的緝私部隊，成為了戴笠的最大勁敵。雖然邱開基的勢力發展在先，而戴笠的勢力發展在後，但是戴笠的勢力發展很快，最終形成了兩人力量不相上下的狀況。
因為兩個人都是受蔣介石重用的親信，雙方又都擁有相當的兵力和特工人員，一時之間誰也不能吞並對方。與其鬧個兩敗俱傷，被蔣介石責備，兩人幹脆進行“君子協定”，實行“劃江而治”。當時全國有兩條最重要的運輸煙土鴉片的路線，一條是從四川、陝西出發，分別沿長江、襄河彙聚在漢口，再從漢口沿江而下，經九江、安慶、蕪湖、南京直到上海。這條線路被在兩湘地區勢力強大的邱開基控製。另一條線路由重慶出烏江到貴陽，路經桂林、柳州到梧州，出西江到廣州、福建，沿海岸線直到上海。這條線路歸戴笠掌控。一段時間內，戴邱二人表麵上相處默契，相安無事。
可是戴笠絕對不是省油的燈。他表麵上指示手下親信說:“對別人有意見，不要總掛在臉上。耍小孩脾氣，那樣對工作沒有多大的益處。遇事要有城府。”因此戴笠和下屬們對待邱開基的勢力表麵上都是帶笑忍讓，避免正麵衝突，甚至把油水甚厚的長江一線拱手相讓。但是私下裏，他卻指使特務處湖北站站長周偉龍從各方麵收集邱開基徇私舞弊、貪贓枉法的材料，通過蔣介石的侍衛和其他親信不斷向蔣密報。一開始，蔣介石還並不在意。但是次數越來越多，搜集的證據也越來越充分，蔣介石不能再坐視不理了。他下命令委派周偉龍做禁煙密查組的組長，直接監督邱開基的行動。又一段時間之後，幹脆把邱開基送入了監獄。等到一段時間後，眾怒略有些平息，邱開基被貶為雲南省警保處長，被徹底趕出了緝私係統。
在這次搞垮邱開基的行動中，戴笠一直是在隔岸觀火，裝出一副超然事外的樣子。蔣介石也就放心把緝私大權完全交給他。可以說在很多方麵，戴笠和蔣介石都是沆瀣一氣，戴笠也很了解蔣介石的心思，在很多問題上都可以巧妙地迎合他的想法，達到不費一兵一卒就排擠其他派係，獨領風騷的目的。
隨著戴笠立功越來越多，經驗越來越豐富，他也越來越得到蔣介石的信任。慢慢的，蔣介石開始把一些特殊任務交給他執行。戴笠逐漸成為了蔣介石的殺人佩劍。特務頭子就這樣一步步變成了讓人聞之喪膽的殺人魔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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