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戮也能成癮。戴笠就仿佛是一隻喋血成性的蝙蝠，通過不斷升級的暗殺行動，滿足自己越來越膨脹的殺人欲和當官欲。在蔣介石的授意下，他不斷鑽研殺人技術，提高暗殺手段，發展特殊行動組織的成員，加快達成目標。漸漸的，他的名字成了殺人魔頭的代名詞，讓每個人都聞之色變。
1.光天化日暗殺楊杏佛
楊杏佛在國民黨中也是一個資曆較老，威望較高的成員，曾任孫中山秘書，備受孫中山以及國民黨左派的賞識。他生性耿直、剛正不阿。1912年南北議和後，袁世凱政府力邀他加盟做官，但是他卻遠赴美利堅留學，可謂有骨氣。1925年孫中山先生逝世，國民黨斥資白銀80餘萬兩興建中山陵，楊杏佛被推為治喪籌備處總幹事，掌握極大的決定權。當工程招標時，許多建築公司紛紛送禮賄賂，楊杏佛照單全收，卻將禮品存放在陳列室中，供人參觀。這種魄力和膽識讓想要進行獨裁統治的蔣介石不由得忌憚三分。
1932年底，蔡元培和宋慶齡有感於外籍人士牛蘭夫婦絕食抗議、陳獨秀被捕等一係列政治事件，成立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專門營救被政治迫害的文化名流，爭取言論、出版、集會等自由。同盟辦公地設在上海法租界亞爾培路331號中央研究院國際出版物交換處（今陝西南路235號），楊杏佛任同盟的總幹事，成為自由與人權的堅決維護和實踐者。正因為如此，他也成了蔣介石的眼中釘，肉中刺。
蔣介石拿著登有楊杏佛言論的報紙，雙手是微微發抖。他把戴笠叫到了自己辦公室，劈頭蓋臉就是一頓臭罵：“養了你們這一群廢物何用？一天到晚什麼事都幹不好，到現在交不出一點像樣的成績。我恨不得把你們都給槍斃了！”
戴笠平日也聽慣了蔣介石的痛罵，還深感“打是親，罵是愛”，越是挨批評越是覺得領袖看重自己，自然也就更加感恩戴德。此時他連忙哈腰說：“校長教訓得是，學生不能替校長分憂，真是罪該萬死。校長如果有什麼吩咐，學生自當舍生忘死，效犬馬之力。”
蔣介石重重地敲著桌麵說：“你說得好聽，那我問你，楊杏佛四處活動，和共產黨串通一氣，反對我的統治。你們特務處是不是毫不知情？是不是打算就這樣置之不理？”
戴笠眼睛一轉，立刻明白了蔣介石此時已經起了殺心。他連忙說：“上海區的同誌一直在監視楊杏佛的活動。如果校長需要，我立刻可以下命令。”
蔣介石瞥了他一眼，似笑非笑地說：“這不是這麼簡單的事，以楊杏佛在黨內威望地位，特別是以他和宋慶齡的關係來說，目前還不能立即有所行動。”
戴笠馬上說：“如果能夠對楊杏佛加以警告，讓他知難而退，或許不用大費周章。”
蔣介石皺著眉頭說：“你不是都想好了嗎？那還不去做？非得讓我事必躬親嗎？”
戴笠馬上低頭說：“學生知錯，學生這就去執行。”
沒過幾天，楊杏佛收到了一個沉甸甸的信封，打開一看，裏頭竟然掉出了兩個黃澄澄的子彈。他的侍從很擔憂地說：“楊先生，您要小心一些，這是有人要取您的性命啊。”楊杏佛輕蔑地笑了一下，隨手把子彈丟進字紙簍，鏗鏘有力地說：“我知道是誰想要我的腦袋。可是他們越是要這麼做，越暴露了他們的膽小和心虛。讓他們來吧，我無所畏懼。”
這番話傳到了戴笠耳朵裏，他陰險地一笑，用一塊棗紅色的絨布擦拭著自己心愛的外國手槍，對手下的特務冷冷地說：“姓楊的不知好歹，咱們就讓他嚐嚐挨槍子兒的滋味。”
很快楊杏佛的作息規律就被呈遞到戴笠案頭。他就住在中央研究院樓上，業餘最大的愛好就是騎馬。他在大西路養了兩匹駿馬，有空便去大西路、中山路一帶騎馬馳騁一兩小時。戴笠根據這個情況，特意製定了在大西路對楊杏佛進行狙擊的計劃。可是當他把這個計劃上報給蔣介石批準時，卻遇到了反對。蔣介石把計劃扔回戴笠麵前，又是一堆臭罵：“你有沒有腦子啊？我們的目標不隻是要殺死楊杏佛，光消滅他一個對我們的革命沒有用處。你應該殺雞儆猴。”
戴笠恍然大悟：“校長的意思是不是要我們給宋……”
蔣介石立刻示意他噤聲，眼露凶光：“此事最好要在法租界辦妥，一定要做到萬無一失。不成功，便成仁。”
戴笠欣然受命：“是！”
1933年6月初，戴笠親自前往上海指揮布置暗殺行動。而負責執行暗殺的是華東區行動組組長趙理君。按照蔣介石的指示，參加這次行動的凶手若幹人，事前統一宣誓，保證“不成功即成仁”，如不幸被捕，應即自殺，否則將遭到嚴厲懲罰。
17日早晨，便有一群身穿長衫，行動鬼祟的男人出沒在中研院大門外。此處離宋慶齡的府邸不遠，一旦動手，所引起的喧鬧必然能夠引起宋的關注。楊杏佛是日還沒有出門，正當趙理君布置好各人所站的位置後，一輛法巡捕房的巡邏警車正巧經過。不一會兒，另一隊巡捕沿馬斯南路經過。幾個人商量了一番後，坐上汽車離開中研院。
第二天早上才6點多，昨天那台小汽車再次停在了中研院門口。四人下車，看似漫不經心地走開，一人仍留在車裏。到了8點多，當楊杏佛帶著長子楊小佛走到院中登車時，他們已經做好狙擊的準備。不料兩人又從車上下來。特務們以為自己的行動敗露，正欲衝入相搏，沒想到他們隻是換了一台有司機的車子。等到車子開到中研院大門口，等待了許久的特務們便靠近車身，四支手槍同時朝著車內射擊。
楊杏佛聽到槍聲，立刻知道這是衝他而來。生死關頭，他撲到兒子身上，用自己的身體替兒子擋去了子彈。喪心病狂的特務們連開了十幾槍，將手無寸鐵的楊杏佛和司機打死。而楊小佛在父親的保護下，僅腿部中了一彈，幸免於難。
聽到槍聲後，正在附近的法巡邏隊趕到。幾個殺手匆忙上車逃跑。而過得誠因為緊張，跑錯了方向，而誤了逃跑的最佳時機。趙理君一看他還差好幾丈，而這時法租界警笛狂鳴，便顧不得再停車等候，又怕他被捕後泄漏機密，立刻向他開了一槍，便開車逃遁。可是這一槍打偏了，過得誠隻是腿部受傷，更無反抗的能力。過得誠愚忠思想作祟，他又自己朝自己開了兩槍。子彈從胸側穿過，他倒在了血泊中，被趕到的巡邏隊送入了醫院。
謀殺楊杏佛成功的消息傳到戴笠那裏，他還顧不得高興，而是更加地惶恐緊張。他很擔心過得誠會泄露出暗殺的內幕。於是又輾轉派人打探。
次日，報上登出消息，稱謀殺楊杏佛的凶犯“已醒轉，自稱高德臣，山東人，來滬訪友……”全篇隻字未提真實情況。可是戴笠依然大怒，因為蔣介石要是興師問罪下來，他還是要負責任。他立刻通知在法租界巡捕房當探長的軍統特務範廣珍，要他帶上一包毒藥去向過得誠“慰問”。當天晚上，過得誠便因為“傷重不治”死在了醫院。
楊杏佛去世後，社會各界群情激昂，舉行了一係列悼念活動。而魯迅也寫下了傳誦一時的悼詩《悼楊銓》：“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為斯民哭健兒。”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和絕妙諷刺的是戴笠對過得誠之死又假仁假義地表現悲痛。不僅贈其家屬大筆的撫恤金，而且把他作為特務學習的榜樣，大肆宣傳。在重慶修建中美所時，他特意將其中一條馬路命名為“過得誠路”，表彰其“舍身取義”的偉大精神，對其他特務進行毒化教育和精神灌輸。
紙是包不住火的。蔣介石等人的謊言經不起推敲，不攻自破。聲討蔣介石獨裁統治和暴力迫害的抗議活動愈演愈烈，宋慶齡等民主鬥士也走上了抗爭的道路。全國發行量最大、也是讀者最多的《申報》連篇累牘發表的報道浸透了死者的血水、生者的淚水和憤慨，而在此時更是掀起了又一陣的輿論批判狂潮。在這樣內外交迫的壓力之下，蔣介石沒有收手，而是做出了更殘忍的決定：派戴笠進行新的暗殺。
2.扼住上海報業的喉舌
1933年的一天，在蔣介石設在南京的辦公室裏，走進來了一位目光銳利、舉止瀟灑的中年人。這個人叫做史量才，是上海《申報》的總經理。1912年，史量才花12萬元巨款購下《申報》，銳意改革，悉心經營，使這份日銷量僅7000份的報紙麵貌一新。1917年，該報的日銷售量已經達到兩萬份。
1927年4月13日，《申報》詳細報道了“四·一二”慘案的真相，為曆史留下了可信的實錄。因為國民黨政權在血泊中浮起，試圖保持獨立發言地位的報紙就麵臨著新的更為嚴峻的考驗。《申報》堅持不肯按照國民黨的要求修改新聞，如果文章通不過，寧願空著也不更換文章。從此“開天窗”抗議成了家常便飯。
對中國第一個民間人權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活動，《申報》幾乎都作了報道。在好幾次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集會上，每談到保衛言論自由時，史量才必慷慨發言，堅決反對當時國民黨政府實行的新聞檢查製度。
可以說《申報》的發展始終堅持著“人有人格，國有國格，報有報格”的辦報精神，不為強權所左右。蔣介石一開始還很看重《申報》的影響，想要拉攏史量才。1932年10月，蔣把史量才等上海各界代表召到南京，並將史拉到自己身邊留影；此時，上海臨時參議會成立，國民黨政府又指定史量才為參議會議長，還陸續給他什麼農村複興委員會委員、中山文化教育館常務理事、紅十字會名譽會長和上海戰區善後委員會副委員長等榮譽職務。對蔣介石的籠絡，史量才或虛與委蛇，或稱病請假，或保持緘默。因此，他們之間的矛盾，並沒有解決。
蔣介石這一次把史量才請到南京，就是想要用半利誘半威逼的方式再次說服他和《申報》能夠為自己的政權服務。史量才沒有找借口推辭，也沒有諂媚地連忙赴約。他穿了一身整潔的長衫，讓司機留在車裏等他，獨自一人走進了蔣介石在南京的府邸。
蔣介石已經在書房等候多時了，當瘦小的史量才走進來的時候，他馬上堆起笑臉迎上前去要和他握手。史量才並沒有伸出手去，蔣介石一開始就吃了一個啞巴虧，心裏就很不高興了。可是他還是不想表現出來，故意裝出一副大度的樣子對史量才好言相勸。可是史量才雖然看起來瘦瘦小小，骨頭卻是硬得很。他看定了蔣介石不敢把自己怎麼樣，硬是軟硬不吃。已經權傾一時的蔣介石哪裏被人這樣對待過？他悶了一肚子的火，最後終於爆發出來：“我手下有幾百萬軍隊，激怒了他們是不好辦的。”史量才回敬蔣介石說：“我們《申報》發行十幾萬份，讀者總有幾十萬吧，我們也不敢得罪幾十萬讀者。”蔣介石最後說：“史先生，如果我有什麼缺點，你們報上盡管批評。”史量才回答說：“蔣委員長，如果你有不對的地方，我們是不會客氣的。”
蔣介石原本想給史量才一個樓梯下，不料反而被將了一軍，哽得是半天說不出話。此時史量才竟然一拱手就拂袖而去。蔣介石立刻給戴笠發了個電報，要他馬上執行一個新任務。戴笠便開始著手布置暗殺史量才的行動。不久後，他尋覓到了機會。
戴笠又開始著手布置暗殺史量才的行動。可是沒想到這一調查，竟然還查出史量才的一段風流香豔的往事。
原來史量才年輕時候也曾流連過風月場，還跟一個頭牌妓女花慧芝情意篤深。這位名妓見他談吐不凡，滿腹才華，自願用自己積攢下來的資本贖身，和史量才定下終身。史量才稱心如意地抱得美人歸。他替慧芝恢複本姓沈，又為她取了一個頗有詩情的名字秋水。
在史量才大刀闊斧的改革下，文化名流紛紛加入《申報》或者為他們寫稿，讓上海報界刮目相看。
自1931年後，《申報》增設了許多社會服務機構。在《申報》總經理下設立總管理處，以陶行知為顧問，黃炎培、戈公振為設計部正副主任，開始了《申報》自身一係列的改革。時評一改過去“溫吞水”式的麵貌，言論切中時弊，虎虎有生氣。增辟的《讀者通訊》欄，深入政治領域，發表了一批言人所不敢言的來信，引人注目。魯迅、瞿秋白、茅盾、巴金、葉聖陶、唐弢等人的犀利雜文則刊登在改革後的《自由談》上。1932年7月至1933年12月，《申報》又創辦了一係列社會文化事業，例如《申報月刊》、《申報年鑒》、《申報叢書》等的創刊，申報流通圖書館、申報新聞函授學校、申報業餘補習學校、申報婦女補習學校和申報服務部的開辦等等。而由李公樸主持的申報流通圖書館，包括其中的“談書指導部”，以及申報業餘補習學校，對廣大青年尤其具有吸引力，後來更成為上海抗日救亡運動的一個戰鬥堡壘。據1932年的數據統計，這份報紙日銷十五萬冊，為全國發行量最大、最有影響的報紙之一。
事業有成，但是史量才和沈秋水卻一直沒有生育。沈秋水在一人獨處時，總是黯然神傷。史量才為了寬慰佳人，特意在杭州西子湖邊的北山路為沈營造了一幢別墅，題名為“秋水山莊”。他還經常陪沈秋水在別墅裏過著琴瑟和鳴的甜蜜生活。
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帶著家人從上海回杭州的秋水山莊度假。同行的有司機，史量才的兒子史詠賡以及詠賡的大學同學鄧祖詢。史量才和二太太沈秋水執手坐在一起，微笑對視，全然想不到一場血案將發生在他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