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璧君笑著說道：“所謂江郎才盡就是這樣子。你嘴上說不在意，可是我知道你心裏卻很惱火。別太放在心上了。”
汪精衛點點頭，再次抓起麵包。這次他忽然感到什麼不對勁的地方，叫來管理膳食的傭人問：“這麵包從哪兒來的？”
“報告汪先生，這是我們在麵包房訂的，剛剛送來的。”
陳璧君也聽出了問題，皺起眉頭說：“你們怎麼能隨便在外頭訂食物，訂了食物又不經過檢查直接送給汪先生吃呢？”
汪精衛放下麵包直接起身去盥洗室洗手，陳璧君吩咐把麵包扔掉，又再三叮囑傭人注意食物安全。
麵包連同包裝被送到門口交給一個聘請的當地雜工扔掉。雜工看到麵包的牌子，知道這是河內最著名的麵包房做的，再看裏頭的麵包，軟乎乎，香噴噴，還帶著絲絲熱氣。他忍不住趁汪府的人不注意，打開偷吃了，還預備把剩下的帶回去給自己的孩子打打牙祭。
下午兩點，傭人一臉驚慌地跑進來說：“先生夫人，那個昨天新聘的越南雜工死在我們房子後麵了。法國巡捕房來人檢查過了，說是食物中毒。在他的房間裏，就放著早上那一盒蛋糕。”
汪精衛夫婦聽了，臉色霎時蒼白。
就在這時候，在河內總領事館裏，行動小組的成員也接到高朗街27號一幫傭雜工死亡的消息，而其他人都安然無恙。毒藥計劃宣告失敗。
設計了這一計劃的餘樂醒惱怒地捶了下桌子，痛心罵道：“可恨！”
陳恭澍在一旁勸道：“一步不行，還可以走第二步。我們不是已經準備好了毒氣嗎？”說著，他從箱子裏拿出另一個“法寶”。這是一個金屬圓筒，巴掌大小。上麵有個蓋子，旋開來，裏頭還有一個扣緊的密封蓋。打開後能看見表層有許多小孔，看上去像是廚房裝調味品的罐子。
暗殺專家餘樂醒拿過來看了看說：“這是液體，有極大的揮發性，遇熱揮發更快，吸入體內，容易因休克導致死亡。”
陳恭澍說：“那我們把它放在汪精衛的浴室裏，那不是很容易達到目的？”
餘樂醒點點頭說：“是。在河內天氣這麼炎熱，汪精衛不可能不洗澡。他有傷，又一定要洗熱水澡，這樣毒氣揮發得更快，他也就更容易斃命。”
王魯翹皺著眉頭說：“那要讓誰把毒氣罐送進去呢？”
餘樂醒說：“這個你們放心，我去找一個當地人裝成水暖工人就好了。諸位就在這裏等待好消息吧。”
大家紛紛表示讚同，也向香港指揮處的戴笠報告了進展。戴笠指示不能掉以輕心，必須全力關注。
一天，兩天過去了，一點消息都沒有傳來。餘樂醒有些著急，因為他知道那個液體揮發是有期限的，如果三天還是沒有消息，那麼液體完全揮發掉，也就起不到毒殺的效果了。
這三天，汪精衛的住處始終處於高度戒備的狀態。他不僅隻吃少量自備的幹糧，不去戶外活動，而且還命令自己的隨從對屋子進行全麵的檢查。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個奇怪的金屬圓筒就從浴室被查抄出來。汪精衛害怕有遺留問題，已經不使用那個浴室。在炎熱的天氣裏，他總是用一個大浴盆燒水洗澡，雖然原始，但是安全。
眼看著汪精衛即將離開河內，戴笠下達了最終命令：“立即對汪精衛實行嚴厲製裁，不得延誤。”
可沒想到第二天一早，汪精衛一家就有打理行裝逃離河內的跡象。行動小組還來不及做出判斷，兩小時後，汪精衛一家分頭坐上了兩輛黑色轎車往河內達莫橋方向駛去。餘樂醒即令陳恭澍，帶領行動人員驅車追趕。當陳恭澍開車追過達莫橋後，發現在前麵不遠的空地上停著兩輛黑色轎車。由於不能靠得太近，加上當時陽光又相當耀眼，陳恭澍等人看不清哪輛車裏坐著汪精衛。就在他們猶豫不決的時候，那兩輛黑色轎車迅速起動並朝原來來的方向疾駛而去。等陳恭澍調轉車頭再追時，那兩輛黑色轎車已經開得遠遠的，追趕不及了。
陳恭澍和餘樂醒麵麵相覷，以為這下就要徹底跟丟了汪精衛，沒想到監視高朗街的人員報告，說兩輛轎車又回到了住處，汪精衛夫婦迅速返回屋裏，不再出來。
陳恭澍決定不能再放棄機會，當晚立刻實行刺殺。
3.暴力暗殺誤中替死鬼
1939年3月29日晚上，陳恭澍向同住的7名行動人員分派職責。他們事先已經去高朗街多次踩點，也將房子的平麵圖看了又看，記得滾瓜爛熟。他們知道，在3樓右首那間主房就是汪精衛夫妻的臥室，在如果7人相互接應發動襲擊，憑著他們的槍法，可以說是十拿九穩。
無論在行動小組的心裏，還是在汪精衛的心裏，那天都毋庸置疑是一個非常難熬的夜晚。出發前監視小組又來報告，說汪精衛的秘書曾仲鳴一家也來到了高朗街，寄住在那裏。人多，必然給暗殺帶來新的困難。
聯絡組向香港發出問電，戴笠回應：“立刻執行。”
汪府當夜沉浸在忙碌過後的疲憊中。傭人們也都很早都休息了。在睡夢中，忽然有人聽見斧子劈門的聲音。守衛立刻打電話通知了法國警察局，就在電話接通的那一刻，一連串悶悶的槍響也讓所有人都驚恐萬分。
就在3樓右首的房間裏，王魯翹先從斧子劈開的窟窿裏用手電照進去，看到床下有一個男人，上半身鑽在床鋪裏，露著光溜溜的大腿瑟瑟發抖。他不由分說，對著男人就是連發數彈。他親眼看著子彈一顆顆打入對方的脊背，鮮血飛濺。他正要收槍，繼而瞟到另一張床下還有一個女人，於是又補了幾槍。他正待上前確認兩人是否斃命，屋外已經傳來了警車的聲音。在外頭作掩護的餘鑒聲焦急地吹了個口哨，王魯翹低聲說：“好了。”兩人便立刻退出房間，沿路叫上放風的唐英傑和陳步雲一起撤退。幾個人沿小路跑出，跳上陳恭澍的接應車飛馳而去。陳恭澍問情況如何，王魯翹自信地擦著槍說：“以我的槍法，絕對沒問題。”
當夜，河內就給戴笠發去了報喜的電報。可是第二天，戴笠再次把他們罵了個狗血噴頭。原來昨晚他們殺的不是汪精衛，而是前去探望的曾仲鳴。
原來，曾仲鳴聽說汪精衛的車被人追蹤，就帶著妻子來汪宅來探問。也許是為了寬慰汪精衛，曾仲鳴當晚與妻子留住了下來。他們有4個孩子要照顧，人數比較多，汪精衛就讓他們住在大一點的主臥，自己搬到客臥。不知這是有意還是無意的巧合讓曾仲鳴做了他的替死鬼。曾仲鳴死在了醫院的手術台上，他的妻子方璧君在搶救之後活了過來。汪精衛抓到了蔣介石的把柄，便大加利用，親筆寫了悼念曾仲鳴的文章《曾仲鳴先生行狀》，接著又在《華南日報》上發表了《舉一個例》的文章。
在重慶蔣介石的公館裏，他看著報上的《舉一個例》，臉色越來越青紫，越來越猙獰。汪精衛在此文中披露了1937年12月6日國民政府國防最高會議常務委員會的會議記錄。這次會議聽取外交部次長徐謨的報告，討論德國大使陶德曼轉達的日方和平條件。蔣介石同意以日本的條件為基礎進行和談。汪精衛以此說明，與日本謀和並非自他開始，以蔣介石為首的領導集團早已秘密進行了，自己不過是執行者而已。
戴笠此時已經率領河內行動小組的成員返回重慶，向蔣介石彙報了事情的全麵情況，並自請處分。戴笠說：“這次行動我應該負主要責任。如果說要檢討當時的得失，那就是計劃不周密，以致汪逆漏網，隻打死了汪的副手曾仲鳴。當時，應該在達莫橋上把他打死。不在橋上打，而在晚上行動，已經失策。”
蔣介石聽戴笠絮絮叨叨地說著，聲音沙啞，已經幾乎聽不清他的聲音了。再看看他消瘦而沒有血色的麵孔，心裏也不免難受起來。他知道這次河內的刺汪行動調動了戴笠的全部智慧和行動經驗，他大部分時間都堅守在香港的指揮中心裏，甚至連春節也是在香港過的。這次失敗，與其說對蔣介石的執政是一次重大打擊，不如說對戴笠的心理防禦也是個不小的衝擊。客觀地說，河內刺汪的計劃天衣無縫，隻是汪精衛命大，又讓他逃過一次。
想到這裏，蔣介石簡直想要親手掐死汪精衛，可他還是忍住內心的狂躁，慢慢考慮下一步的計劃。他麵無表情地想了很久很久。在這段時間裏，戴笠等人仿佛都已經聞到了死亡的氣息，陰森窒息。
不料蔣介石說：“事情雖然沒有成功，但你們是盡了力的。汪精衛這次不死，將來還是要上斷頭台的。你們也都辛苦了，早些回去休息吧。”
戴笠愣了半天沒有回過神。等他意識過來之後，他從內心瀕死的遺憾中又生發出了繼續追殺汪精衛的決心。
而在刺殺案發生後的第二天，日本政府就接到其駐河內領事館的詳細報告，臨時召開了由首相、陸相、海相、外相和藏相參加的“五相會議”，決定派影佐禎昭等人到河內營救汪精衛。不久，汪精衛在日本人的保護下，經海防乘船到達上海。
戴笠沒有想到自己的誤刺，反而導致汪精衛加快了投敵賣國的步伐，也促成了汪偽政權的建立。麵子丟盡的軍統局繼續把汪精衛列為暗殺名單上的頭號人物，準備把極大的人力、財力和物力投入到刺汪活動中，重新撿起軍統在蔣介石麵前，在國民黨政府中，在天下人麵前失去的麵子。
河內的一聲槍響，宣告了蔣汪之間的徹底決裂。1939年3月25日晚，汪精衛一行登上了租借的法國貨輪“芳·福林哈芬”號，後轉移到了日本貨輪“北光丸”上，於5月6日抵達上海。在日本駐滬領館引薦下，他們迅速與原中統局的高級特務丁默邨和李士群為首的漢奸特工組織進行聯絡，商議合流事宜。當時已經投敵李士群、丁默邨與日本軍部代表土肥原會麵，提出《上海特工計劃》，得到重視。於是日本大本營下達了《援助丁默邨一派特務工作的訓令》。經過汪偽國民黨“六大”，汪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特務委員會特工總部正式成立，由周佛海任特務委員會主任委員，丁默邨任副主任委員。李士群任秘書長，以丁默邨為特工總部主任，李士群為副主任。而特工總部的辦公地點就是在上海極司非而路76號（今萬航渡路435號），即後來臭名昭著的“76號魔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