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敘述語言的主體
敘述文本中，敘述者轉達人物的語言（以及思想）行為可以發現：
有的語句注明是人物說的；
有的語句是人物說的，卻沒有注明；
有的語句是敘述者轉說的；
有的語句就根本無法確定是何人說的或想的，敘述主體的各個部分爭奪話語權。
由此造成各種敘述技巧，也引發一係列未解決的問題。
在第二章中我們已談到了敘述中主體意識的分布層次。具體到敘述的語言上，我們就可以發現有的語句是人物說的，卻沒有打上引號；有的語句是敘述者說的，卻不一定是明顯的幹預；有的語句就根本無法確定是誰說的，似乎敘述主體意識的各個部分都加入其中。
隨便舉幾個例。加繆《鼠疫》的一段：
裏厄振起精神(a)，確定性就在這裏，就在日常事務之中，其他的一切都隻是被偶然的線串結起來的零星雜事(b)，你別在這種事上浪費時間。重要的是做你的工作，因為這工作必須做好(c)。
這一段中，a句是正常的第三人稱敘述，當然敘述者是其主體；b句究竟是誰的話就不清楚，如果是裏厄大夫心裏的想法，那就是一段沒有引導句的間接轉述語，如果是敘述者的話，那就是評論性幹預；c句也可能是裏厄大夫的“自言自語”，因此是無引號的直接轉述語。這整段使人感到是主體的不同潛在形式之間的對話，用來說明一些價值觀，這些價值觀可能是人物和敘述者共同的，因此，即使說話主體不清，也不妨礙敘述的展開。
這種情況，我們可以稱作敘述主體意識“侵入”人物主體意識，使人物的語言超越出人物主體的控製範圍。
恰特曼曾舉一例，也很能說明問題。那是凱瑟琳·曼斯菲爾德的著名短篇小說《園宴》中的一段：
不管如何，天氣實在很如人意，哪怕他們能做主，也沒有比這更好的日子來開這次園宴。
恰特曼指出，這段話“不清楚是誰的想法，或是誰說的話，還是敘述者的判斷”。因此這是敘述主體意識的各個部分所共享的判斷。
《愛瑪》第一章有一句敘述者評論：
的確，奈特利先生屬於很少幾位能看出愛瑪·伍德豪斯不足之處的人，而且是唯一願意告訴她這些不足的人。
韋恩·布斯認為這兩句話“分辨不出是哪一個（指分辨不出是敘述者還是愛瑪）在提供……對奈特利的判斷”，我卻認為這是敘述者提供的。愛瑪很難承認自己的不足，更不願承認自己的不足給人（哪怕是奈特利先生）看了出來。
這些語句一方麵推進情節，或輔助情節發展，另一方麵使主體之間互相滲透，互相交流，從而使敘述語言與引用轉述語言混成一片。
第一人稱小說常可被視為是全篇轉述人物語言。例如福克納的《當我躺著死去》或趙振開的《波動》，每段都用一個人物的名字，說明這段話是哪個人物說的或心裏想的話。但實際上這些語句既不是這人物說的也不是心裏想的，而是加於每個人物身上的，也就是說，是代這個人物想象的，設身處地為這個人物代言的。同樣情況還見於某些第一人稱小說，例如老舍的《月牙兒》是主人公在自述或自思？她在什麼場合之下作這樣的自述或自思？不清楚。我們對比一下魯迅《狂人日記》，就可以看出《狂人日記》有清晰的敘述語境，敘述者和受述者在超敘述中被規定了，但《波動》或《月牙兒》這樣無超敘述結構的單式或複式的第一人稱人物視角敘述，由於敘述環境不清，轉述者和被轉述者也就合一了。造成被轉述的語句失去主體特征。
敘述文本中敘述者與人物搶奪話語主體，大部分情況下幾乎難以覺察，但有時會形成相當規模的對抗。《紅樓夢》第二十九回描寫寶玉與黛玉互相試探的那一長段，用“即如此刻，寶玉的心內想的是”，“那黛玉心裏想著”，“那寶玉心中又想著”，“黛玉心裏又想著”這樣的引導語和引號(那是後加的)，劃分得很清楚，那就是用直接引語寫出的心理描寫，而不是內心獨白。另有一例，第十九回襲人母兄想來贖回襲人，襲人不願意。
他母兄見他這般堅執，自然必不出來的了。況且原是賣倒的死契，明仗著賈府是慈善寬厚人家兒，不過求求，隻怕連身價銀一並賞了還有的事呢；二則賈府中從不作踐下人，隻有恩多威少的，且凡老少房中所有親侍的女孩子們，更比待家下眾人不同．平常寒薄人家的女孩兒也不能那麼尊重：因此他母子兩個就死心不贖了。
有論者認為這段是全知全能視角轉向人物視角。我覺得也說得通。但是，請注意，“跳角”後，敘述語言是不變化的，也就是說，依然是敘述者的語言。而這一段，語言用詞變化了。敘述者的聲音被襲人母兄的聲音所取代，“自然”、“明仗”、“隻怕”等表現心理活動的詞表明這一段並不是敘述者的聲音。況且，我們也知道，這些關於賈府“慈善寬厚”，“恩多威少”、“尊重”下人之類的評價性斷語，《紅樓夢》的敘述者是不願意說的。倒不是敘述者不願意說賈府好話，實際上關於賈府的惡評也隻通過焦大、柳湘蓮等人說出來。《紅樓夢》的敘述者的這種拒絕置評的態度使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有一段名言，曆來很受學者們讚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