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啟悟小說式的格局中，“二我差”最終會漸漸合龍、消失，因為人物漸漸成熟，在經驗上漸漸接近敘述者“我”。《月牙兒》的最後二分之一內容，當人物“我”已成為這個惡濁世界的一員後，“二我差”就幾乎看不見了。因為敘述者“我”的身份是仇恨冷酷世界，最後被關入監獄的暗娼。
除了年齡的成長外，二我差還發生在二者的其他品格變化之間（如果敘述者“清醒”地回憶的“我”當時愚笨的話）。阿來《塵埃落定》：“那個麥其家的仇人，曾在邊界上想對我下手的仇人又從牆角探出頭來，那一臉詭秘神情對我清醒腦子沒有一點好處。”“我”作為人物，是一名傻子，本該一無所知。然而作為敘述者，卻能辨別周圍的是是非非，因此敘述者能說此時仇人的神情是“詭秘”的。
美籍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賽尼的名著《追風箏的人》，敘述者26年後講小時候的故事，開始時兩個人格有鮮明的對比，漸漸二者合一，但是在關鍵時刻兩個人格依然顯現。小時候的“我”麵對壞人時的反應：我逃跑，因為我是懦夫。我害怕凶徒阿瑟夫，害怕挨打。26年後，麵對同一個人，更加危險的場景，主人公沒有退縮，因為“我”明白“我”必須成長了:
我不知道自己何時開始發笑，但我笑了。笑起來很痛，下巴、肋骨、喉嚨統統劇痛難忍。但我不停笑著。我笑得越痛快，他就越起勁地踢我、打我、抓我。
“什麼事這樣好笑？”阿瑟夫不斷咆哮，一拳拳擊出。他的口水濺上我的眼睛。索拉博尖叫起來。
“什麼事這樣好笑？”阿瑟夫怒不可遏。又一根肋骨斷裂，這次在左邊胸下。好笑的是，自1975年冬天以來，我第一次感到心安理得。我大笑，因為我知道，在我大腦深處某個隱蔽的角落，我甚至一直在期待這樣的事情。
一直在“期待”的是正在成長中的“我”，主人公在成長過程中對世界的種種磨難，看法發生了轉變，他在成長中“二我”漸漸彌合，主人公一步步走向成熟和勇敢，和敘述者“我”越發接近。
這並不是說敘述者“我”與人物“我”年齡差較大時，肯定會出現主體安排的困難。如果處理得好，“二我差”可以變成使敘述主體複雜化並且複調化的手段。《月牙兒》應當說是一個比較成功的例子：“媽媽的屋裏常有男人來了，她不再躲避著我。他們的眼睛像狗似的看著我，舌頭吐著，垂著涎。我在他們眼中是更解饞的，我看出來，在很短的期間，我忽然明白了很多事。”
這一段中，兩個主體相混，互相交流。“我在他們眼中是更解饞的”，是人物我“看出來”的，那時的“我”才是小學畢業的年齡；“在很短的期間……”卻是敘述者回憶的總結。兩個主體交流互相補充，使敘述富於動力，既不是敘述者我完全控製，使語言過於精明、老練，失去真切感，又不是人物我完全控製，使語言過於天真、稚嫩，失諸戲劇化，缺少內察的深度。
可以說，對“二我差”的掌握，是第一人稱回憶式小說成功與否的關鍵。由於許多作者對此並不自覺，我們看到少數成功，也看到一大堆失敗。
無論作何種處理，“二我差”問題總是第一人稱回憶式小說的內在矛盾？為了避開這個困難，某些小說有意把敘述時間與被敘述時間的間隔縮小。例如塞林格的《麥田守望者》，把敘述時間安排在少年主人公結束冒險經曆之後不久，而不是在他長大之後若幹年。這樣，全文的戲謔性街頭少年的語言，就同時屬於兩個“我”，不會發生二我差。
要消除二我差的另一個辦法，是堅持說兩個人格之間（在某個具體問題上）始終一致，沒有差別。例如林白《一個人的戰爭》：“阿姨揚手一撥，蚊帳落下，床就是有屋頂有門的小屋子，誰也不會來。燈一黑，牆就變得厚厚的，誰都看不見了。放心地把自己變成水，把手變成魚。魚在滑動，鳥在飛，隻要不發出聲，腳步就不會來。這種做法一直延續下來，直到如今。在漫長的日子中，蚊帳是同謀，隻有蚊帳才能把人徹底隔開，才安全。”兒時的情感，與敘述者現在的感慨，因為在喜愛蚊帳這個具體問題上，人物“直到如今”變成敘述者了，都沒有變化。這樣就迫使兩個主體的話語權爭奪暫時休戰。
人物爭奪話語權的現象，在影視中也會出現。隻是因為媒介變了，“搶話”就變成了“搶鏡”，人物的主觀感覺可以搶過鏡頭。例如電影《紅樓夢》中，劉姥姥進大觀園，小說中用劉姥姥視角寫的一段，就可以用得很具體。但是這就需要另一本書進行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