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搶話與人物視角相區分
《紅樓夢》第六回那著名的一段“劉姥姥一進榮國府”中寫到劉姥姥來見鳳姐：“隻見門外鏨銅鉤上懸著大紅撒花軟簾，南窗下是炕，炕上大紅氈條，靠東邊板壁立著一個鎖子錦靠背與一個引枕，鋪著金心綠閃緞大坐褥，旁邊有雕漆痰盒。那鳳姐兒家常帶著秋板貂鼠昭君套，圍著攢珠勒子，穿著桃紅撒花襖，石青刻絲灰鼠披風，大紅洋縐銀鼠皮裙，粉光脂豔，端端正正坐在那裏。”這是以劉姥姥為視角人物寫出的典型名段：以人物的意識為來描寫他們經曆的事件，經驗是人物的，但是語彙卻是敘述者的，上麵這段對賈府奢侈的描寫，是劉姥姥所見，卻完全不是劉姥姥的語彙。而搶話不可能延續如此長的篇幅，最主要的是，搶話必須是人物會用的語彙，與敘述者的語氣正成對比。
可以看到肖洛霍夫的作品《靜靜的頓河》中，葛利高利埋葬了阿克西妮亞後，有一句是：“仿佛是從噩夢中驚醒，他抬起頭，看見頭頂上黑沉沉的天空和一輪閃著黑色光芒的太陽。”這是格裏高利的感覺，詩意帶哲理的語言卻是敘述者的，因此不是搶話，而是采用人物視角的敘述。
在白先勇的《遊園驚夢》中，“錢夫人又打量了一下天辣椒蔣碧月，蔣碧月穿了一身火紅的緞子旗袍，兩隻手腕上，錚錚鏘鏘，直戴了八隻扭花金絲鐲，臉上勾得十分入時，眼皮上抹了眼圈膏，眼角兒也著了墨，一頭蓬得像鳥窩似的頭發，兩鬢上卻刷出幾隻俏皮的月牙鉤來。”可以看到，這樣形成的是一種“方位轉換”，不僅延續有一定長度，而且並不是引語，不是人物說出來或“想出來”的話（想說未說的話，“口對心說”），而是敘述者的描寫，加人物的感覺。
二我差中的“自我搶話”
以上說的各種情況，都是第三人稱敘述中的問題。在第一人稱敘述者中，因為作為背景的敘述語流是第一人稱，各主體爭奪話語權的局麵，會很不相同。甚至同一個“我”，作為敘述者，作為人物，兩者之間也會爭奪發言權。從敘述學角度說，敘述者“我”與人物“我”是同一個人，又不是同一個人。敘述者“我”出現在後，在“敘述現在”，人物“我”出現在前，在“被敘述現在”，此刻的我是敘述者，講述過去的我的故事。莫言小說《紅高粱家族》中選擇“我”為敘述者，講述爺爺奶奶那一輩發生的故事。那時有無“我”這個人物，並不是小說敘述的必需條件：“有人說這個放羊的男孩就是我，我不知道是不是我。”過去的“我”並不具有充分的敘述主體性。
於是，在結構似乎很簡單的小說中，赫然出現了完全不同的“我”。似乎敘述者“我”在講的不是自己的故事，而是一連串不同的別的“我”的故事。有時，甚至敘述的語言都不再是敘述者的語言，而是人物的語言，這時就可能出現人物“我”搶敘述者“我”的話。
老舍的中篇《月牙兒》中有一段，“我”大約十七歲，主人公初戀了，落入情網：“他的笑唇在我的臉上，從他的頭發上我看著那也微笑的月牙。春風像醉了，吹破了春雲，露出月牙兒一兩對兒春星。河岸上的柳枝輕擺，春蛙唱著戀歌，嫩蒲的香味散在春晚的暖氣裏。”敘述者“我”是久曆人世，見慣男人薄幸的妓女，怎麼說出這樣純情甚至濫情的語言？回答很簡單：這是人物當時的心態，是人物的語言。
再看另一段：“剛八歲，我已經學會了去當東西。我知道，若是當不來錢，我們娘兒倆就不要吃晚飯；因為媽媽但凡有點主意，也不肯叫我去。我準知道她每逢交給我個小包，鍋裏必是連一點粥底兒也看不見了。我們的鍋有時幹淨得像個體麵的寡婦。”一個八歲的孩子怎麼會說出“幹淨得像個體麵的寡婦”這樣潑辣的比喻？回答很簡單：這是敘述者在回憶時的口氣。敘述者是個飽經人世風霜的妓女，對生活完全絕望，在獄中回憶一生，想到八歲時的情境。
在第一人稱小說中，敘述者與人物似乎是一個人，因此敘述言語主體與經驗主體似乎合一。從《月牙兒》的例子，我們可以發現，這二者實際上是不同主體：敘述者“我”成熟，飽經風霜，憤世嫉俗，認清這世界一片黑暗，毫無出路；人物“我”是個在漸漸長大的女孩子，經常是幼稚天真、充滿希望而又因無依無助而感傷。前者的語言犀利尖刻，後者的心理生動、親切。
這是所有的成長小說（Bildungsroman）的通則：一個成熟的“我”，回憶少不更事的“我”，如何在人世的風雨中經受磨煉，最後認識到人生真諦。成熟的我作為敘述者當然有權利，也有必要，對這成長過程作評論、幹預和控製；作為人物的“我”，漸漸成長，要去掉身上許多不適應這個世界的缺點，免不了要被成熟的“我”評論並且嘲弄。這兩個“我”的間距，筆者稱之為“二我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