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哲學傳統中，元意識由來已久，尤其是在釋道這兩家非主流思想中，《道德經》強調區分君臨於“可道”、“可名”世界之上的“常道”與“常名”；例如禪宗諭“至佛非佛”和論“迷”與“悟”(《傳燈錄》卷二十八“在迷為識，在悟為智；順理為悟，順事為迷”，清晰地指出層次控製關係)。
奇書《西遊補》可以說是中國第一本元小說。翻轉《西遊記》，固然已是戲仿，而書中論及層次觀念，妙趣橫生，發人深省。例如第四回孫行者入小月王萬鏡樓，鏡中見故人劉伯欽，慌忙長揖，問：“為何同在這裏？”伯欽道：“如何說個‘同’字？你在別人世界裏，我在你的世界裏，不同，不同。”
可以不無驕傲地說，中國先賢對元意識比西方古人敏感得多。然而西方現代元意識發源於希臘哲學與數學的推理邏輯之中。例如，歐幾裏得幾何體係之嚴密，固然難逃導致千年機械論統治之咎，但一旦發現觸動公理，即可創立整個新體係，它就直接引向了元數學。中國當代知識界的元意識是一種現代意識，無法借釋道而生，雖然藝術家們常可求助於釋道之敏悟。
80年代初開始的“方法論”熱，與1985年起關於中國文化的熱烈討論，為先鋒小說的元意識的產生提供了最基本的精神土壤。方法論即元方法。西方有些論者認為現代元意識的產生是信息爆炸的結果，是掌握過於龐雜的信息之需要。可以說，中國當代知識界的元意識，是掌握過於龐雜而模糊的中國文化和曆史信息之需要。讀餘華和格非的作品，這種龐雜和模糊造成的焦慮感十分清楚。
然而，這種文化界的氣氛要進入小說，還得靠小說自身的發展。80年代，中國小說對釋讀指導漸漸增長的不安最後導致了元意識的產生。
80年代上半期的傷痕文學與改革文學正是靠強力的注釋性指導而適應社會需要的。80年代中期，對已有釋讀體係的不信任導致了信碼的崩潰，新潮小說實際上是釋讀規範危機的產物。
這種危機首先表現在“失落者”文學中，劉索拉、徐星、陳建功、多多、吳濱、洪峰等作品生動地體現了當代城市青年一切價值的失落，甚至前幾年知青文學中的個人主義和存在主義價值都被丟棄。可能到這時候中國文學才成功地越過《約翰·克利斯朵夫》的水平。但是，虛無主義的自傷自悼、自暴自棄依然是一種價值的追求，雖然是負向的。王朔等人已證明這種自戀情結可以成功地作為大眾消費商品行銷市場。
新潮小說的另一價值取向是熱鬧了好一陣的尋根文學。但無論是尋根尋到少數民族；還是到山區窮鄉；還是到樸實鄉村；還是到“靠本能生活”的前輩；或者到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非主流體係，都是信碼規範體係危機中病篤亂投醫式的尋找，而尋找當然是在追求價值，追求可行的信碼規範體係。哪怕追溯的結果是對中國文化傷感而厭惡的否定(韓少功《爸爸爸》)，其救治之心殷切可見。
誠然，離心運動是20世紀全世界文學總的趨向，但是如果離心的方向依然是追求對世界的詮解方式，那麼這是同水平的運動。欲超越當代文學傳統，需要對更根本的東西——表現形式與釋讀方式——進行破壞和再建。先鋒小說元意識的產生符合了這個需要。
元意識，是對敘述創造一個小說世界來反映現實世界的可能性的根本懷疑，是放棄敘述世界的真理價值；相反，它肯定敘述的人造性和假設性，從而把控製敘述的諸種深層規律——敘述程式、前文本、互文性價值體係與釋讀體係——拉到表層來，暴露之，利用之，把傀儡戲的全套牽線班子都推到前台，對敘述機製來個徹底的露跡。
這樣的小說不再描寫經驗，敘述本身創造經驗。讀者麵對的不再是對已形成的經驗的釋讀，讀者必須自己形成釋讀。當一切元語言——曆史的、倫理的、理性的、意識形態的——都被證偽後，釋讀無法再依靠現成的信碼，歧解就不再受文本排斥，甚至不必再受文本鼓勵，歧解成為文本的先決條件。換句話說，每個讀者必須成為批評家。
元小說實際上是一種performativecriticism(批評演出），是批評家作為敘述者或人物，從故事內部批評敘述規則，顛覆敘述創造真實世界的能力。因此，敘述者是在批評任何能夠暫時立足的隱含作者。元小說暴露敘述策略，從而解構現實主義的“真實”，消解利用小說的逼真性以製造意識形態神話的可能。
元小說揭示小說虛構性，從而導向對小說與現實的關係的思考。元小說表明符號虛構敘述中，意義很大程度上隻是敘述的產物。這樣，我們所麵對的“現實”世界也並不比虛構更真實，它也是符號的構築：世界不過是一個大文本。符號的邊界就是世界的邊界。正如羅伯·格裏耶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