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戰爭時期，徐海東因病到大連休養，1955年解放軍授銜授勳他也未能前往。他在養病期間，對自己要求很嚴，艱苦樸素，克己奉公，就連應該享有的待遇，考慮到國家的困難，也推辭不用。周恩來交代要給徐海東同誌修建一所房子，但海東同誌對承擔這一任務的負責同誌說:“國家正在搞建設，花錢的地方很多，我的房子暫時不用修建了，以後再說吧。”
1956年9月，徐海東當選為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八大”後，他從大連回到北京。他對於自己長期養病，不能為黨和人民作出貢獻心裏很不安。當病情稍有好轉，就主動去做力所能及的工作。1960年，他主動擔負領導編寫紅二十五軍戰史的任務，進行調查研究，與編寫的同誌一起擬定提綱。他對工作一絲不苟，10幅戰例圖，都是他認真回憶，指導繪圖。兩年後，這部戰史編寫出來了，他也累得又一次大吐血，病危達九天。
人生總有所好，有所求。徐海東青少年時期，追求溫飽和新衣，過年能吃上一碗糍粑;當了軍事指揮員之後，他追求的是打勝仗，殲滅敵人的數目;自從轉戰中得病之後，他追求恢複健康能重新工作。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他常常計算著鋼鐵、煤炭、石油和糧食的增長;“十年動亂”中，他和許多被迫害的革命家一樣，隻求自己的名字下麵還有“同誌”二字。
新中國成立到“文革”前，徐海東的大部分時間仍然是躺在病床上度過的。他身體狀況最好的時候，每天隻能離床三四個小時。他在黨內、軍中的頭銜隻有兩個:一個是中國共產黨八屆、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一個是國防委員會委員。他總是盡可能地坐著輪椅去參加黨和軍隊的一些重要會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誰都知道，徐海東是受人尊敬的“老病號”。可是“文化大革命”的風暴一來，他也受到了衝擊，被列為需要打倒的人之一。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他在大連養病時，和高崗見過一次麵，成了“罪”;他坐了賀龍元帥派去接他的紅旗車，看過一次賀元帥，也成了“罪”;從湖北來了幾個“革命派”，要求看他一眼，他會見了他們，又成了“罪”;有人說林彪是“貧農出身”，他說這是“放屁”，更成了彌天大“罪”……有人說他到了“罪該萬死”的地步。
在徐海東居住的北京北新橋觀音寺一號院裏，大字報糊滿了牆，大標語刷滿了地。他的警衛人員被圈進了“學習班”，他的兒子、女兒和兒媳婦，有的送往“五七幹校”，有的被關押審查。冬天裏，家用的煤供不上，暖氣沒人燒，隻好生爐子，醫療關係也中斷了。在徐海東九死一生的情況下，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出麵“保”他，並指名讓他出席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毛主席還念念不忘這位對中國革命有大功的人!
可是“九大”剛開過，林彪一夥又“火燒”他、批鬥他，硬是要置他於死地。他每天躺在病床上，隻有冷笑、歎息、發怒。他老是重複這幾句話:“紅的就是紅的，黑的就是黑的。”“要相信黨”，“不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
1969年10月20日深夜，“鬼”又來敲門了，兩名“軍委辦事組”的軍人，突然叫開了門，闖到徐海東的病床前，說是奉命向徐海東宣讀林彪的所謂“一號命令”，限他兩天之內離開北京，“疏散”到河南去，還說這是為了“準備打仗”。
徐海東打了半輩子仗，負了那麼多次傷，身上還留下了17塊疤，他是在槍林彈雨中鑽過來的，他才不怕打仗呢!他也不相信會有什麼大仗要打。他向來人說:“我不怕打仗。要我走，我身體不好，行動不便。”
“那，你更要離開北京。”
“打起仗來，我又不用你們管。”
“不行，這是命令。”那個穿海軍服的人說，“兩天之內，你必須離開北京。”
“命令，命令，我……”徐海東要發火了。
“這是林副統帥簽發的命令。”另一個軍人抖抖手上捏著的一張紙，板著麵孔說，“這也是毛主席的命令，不管是誰，都得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