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秉持憂患意識是一種崇高的政治境界
2007年兩會期間，**提出:“各級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要進一步增強憂患意識。”**則坦:“我的腦子裏是充滿了憂患。”總書記和總理在同一時段內如此強調憂患意識，不是隨意，更不是偶然，而是基於對當代中國展階段性特征的清醒認識，基於對中國**人曆史使命的自覺擔當，基於對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深厚感的真誠體現。所以，對當代中國**人來說，秉持憂患意識，既是一種現實要求，一種責任自覺，更是一種政治境界。
先，憂患意識作為一種政治境界，體現在知憂患。
今日的中國展成績很大、成就很多，但“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展中存在的問題同樣很多、甚至很嚴峻。
**在記者招待會上所講的中國經濟中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四大結構性的問題，哪一個都是懸在中國經濟展頭上的達摩克利斯利劍。比如，我們的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投資，但我們是否還能有持續的資金支撐已經高得離譜的投資率;我們的經濟增長也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外貿出口，但現在日益增加的貿易摩擦與貿易爭端，我們已不能再一廂願保持持續貿易順差;我們的經濟增長還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資源的高消耗與環境的軟約束，但日益緊張的資源供給與嚴峻的環境壓力，我們還能繼續如此大手大腳嗎。
進一步看，我們這些年的展在做了很多工作的同時，也忽略了很多該做的工作。比如，這些年來，我們在注重效率，不斷做大展的蛋糕的同時，社會貧富差距也在不斷加大，基尼係數逼近0。45甚至更高，10%的群體占有了接近一半的財富，在落實廣大人民群眾共享改革展成果方麵形勢嚴峻;再比如，隨著我們的改革展進入攻堅階段，過去被捂住的各種老大難、爛攤子和積累遺留的大量問題都相繼暴露出來了，像由於拆遷補償問題引的衝突、由於幹群關係緊張產生的糾紛、由於農民失地生活無保導致的對立等等。這些問題盡管可能表現為是一個側麵、一個局部、一個環節的問題，但放置於矛盾凸現期這一大背景下，它就會演化成為社會性的問題、帶有全局性的問題、牽一而動全身的問題。
再進一步看，鄧小平曾講過一句話，展起來以後的問題不比不展時少。在沒有解決溫飽問題前，人民群眾可能對公平正義等社會問題的感受不明顯和強烈。可是隨著我們總體實現小康，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對精神文化、健康安全等方麵的需求開始日益增長，對於政治參與方麵的要求也相應增長，不再僅僅滿足於經濟小康，對於文化小康、社會小康，甚至政治小康都提出了很具體的要求。這也就是為什麼**總理要把“逐步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極大地激全社會的創造活力和促進社會和諧”作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我們這一時期麵臨的又一大曆史任務。但實事求是講，我們在這些方麵還準備不足，這一曆史任務才剛剛破題。可是，在社會群眾政治意識和權利意識日益快速提升的況下，我們不僅要做，而且要盡快做，做慢了都不行。
其次，憂患意識作為一種政治境界，還體現在能憂患。
我們一些黨員幹部不是不知道上麵所說的這些問題，也不是不知道憂患的客觀必要性，但是在現實中卻往往很難確立起憂患的意識。總是在想，我們幹了那麼多的事，展取得的成績也是明擺著的，不說功勞，苦勞總有一點吧。何況我們現在也有資格、有條件、有能力過得好一些，事實上我們確實已經過得很好了，縱使有偌大的問題，可預計之日也輪不到我們的頭上，何苦把自己搞得那麼苦。
這裏就涉及“為某事而幹”與“為事業而幹”的區別。幹件事，事畢理當評功論好;幹事業，尚未成功，自需銳意進取。對於中國**人來說，我們的目標不是一時一事的應付了事，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興旺達。對於某一階段性的工作，我們可能已經完成了，甚至完成得還很好，但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宏大事業來說，我們還隻是剛剛起步。這也就是**總理為什麼要強調，無論是過去還是將來，都不是評功擺好的時候。確實，我們已經總體小康了，我們的一些人包括黨員領導幹部可能是已經過上相對好的生活，但在不平衡、有差距、低水平的小康現狀背後還有很多的群眾日子並不寬裕，甚至還有很多艱難、還有很多疾苦。如果我們還不忘自己是**人，那麼，**人的覺悟、**人的責任、**人的使命，所有這一切都指向了我們要能憂患，要去憂患，要甘於憂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