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據有關部門統計，我國居民消費率下降尤為明顯，從1978年的48。8%下降到2008年的35。3%，跌至曆史最低點。但是，消費之所以低，也不完全是經濟原因，與社會收入分配有深刻的關係。這說明，解決投資與消費的關係問題，不能僅僅局限在經濟領域，不能僅僅是用經濟手段，而要綜合多種手段在社會層麵上解決之。
先，解決好社會群體間的收入差距問題，是擴大消費的關鍵舉措。我國這些年來，社會群體間收入差距越來越大，據有關部門數據顯示，我國基尼係數已經超過0。457。高收入者是有足夠的購買力去消費，但消費能力有，消費需求沒有。他們的基本生活消費已經滿足，不會再有多大空間。我們舉個例子，一個家庭一台電視屬於基本消費，每個房間一台電視屬於消費飽和，總不可能一個房間買兩台、三台電視。這就是日常基本消費的極限。而低收入者有很高的消費需要與願望，卻沒有相應的消費能力，也就是有“需”無“求”。這一點從2009年以來“家電下鄉”政策可以看得很清楚。一方麵，家電下鄉確實刺激了農村的消費，證明農村是需要的；但另一方麵家電下鄉並未完全實現政策預期，表明農村的消費能力實現有限，買得了家電，可能就沒有了電費錢。
其次，解決好政府、企業與居民收入差距問題，也是當務之急。這些年來，我們的政府“不差錢”，無論是搞建設還是日常行政支出，都是“大手筆”。但在既定的財力狀況下，政府不差錢，老百姓就該差錢了。據國家統計局數字顯示，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從1992年的68。6%下降到2007年的52。3%，下降了近16個百分點。與此同時，政府和企業的可支配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呈上升趨勢。特別是企業可支配收入，從1992年占gdp的11。1%上升到2007年的22。9%，提高了近12個百分點；政府可支配收入從1992年占gdp的19。1%，上升到22。8%，上升了近4個百分點。這種收入分配態勢是有疑問的。我們要注意提高居民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這不僅是有效擴大消費的舉措，也是中國**執政為民宗旨的體現。
再次，進一步完善教育、醫療、社會保障體製改革，也是擴大消費的重要舉措。這些年來，雖然老百姓口袋裏似乎有錢了，但他還要考慮孩子的上學、生病後的開銷、養老的費用，所有這些都讓老百姓不敢放心花錢，更不用說通過信用透支花錢了。通過建立各種保障體係，解決老百姓的後顧之憂，改變老百姓的預期，消費自然就有了可靠的基礎。
此外，進行產業升級，創新投資領域，通過新的消費增長點來吸引那些基本消費已經滿足的高收入群體，提升他們的消費結構，也是擴大消費的當然之舉。否則他們的錢隻能繼續進入證券、房地產領域，間接推高投資率，引資產泡沫。
講了這麼多，說到底，投資與消費這對矛盾一定要互動起來。雖然理論上，隻有雙強（強投資同時強消費）經濟運行才是健康的、持續的，單強、不管是哪一極強（強投資弱消費或強消費弱投資）都是不健康、不可持續的。但在經濟運行實際過程中，總是一強一弱。經濟衰退時，加大投資；供給過剩時，刺激消費。因此，保持投資與消費的協調並不是一定要這兩者在經濟運行的某一點上總保持平衡，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刻意如此會損害經濟活力。關鍵是把握好一個度，在一定時間段內保持一種動態的大體均衡就可以了。
二、特區可否總是享有特殊的政策
在當代中國社會，對特區做出政治評價是容易的。30多年來特區展帶來的巨大看得見成果以及越來越多的特區在中國社會出現，充分說明特區是個好東西。
在今日的中國，對特區做出理性的分析是不容易的。如果說特區是一枚硬幣，政治評價隻要把正麵是什麼實事求是地講出來就可以了，而理性分析則不僅要看正麵，還要看背麵，甚至還要深入硬幣內部對其材質做出鑒定，既要看到其“收獲”更要看到其“困惑”。可是對成本的計算，對代價的認知從來不會像1+1=2那樣簡單明了而會隨著立場、角度的不同而有很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