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投資也是消費賴以實現的基礎。***通過投資，經濟活躍起來，提供了更多的就業崗位，創造了收入，使得消費者可以購買得起消費品;通過投資，大量的工廠廠礦建立起來，生產了大量的物品、提供了大量的服務可供消費。如果沒有投資的啟動，提供收入、生產物品都是不可能的，消費也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二)投資僅僅是經濟增長的手段之一，單靠投資本身實現不了經濟持續，而且在既定時間段內投資必然擠占消費，最終使投資也萎縮
投資這架動機是可以讓經濟很好地啟動起來，但啟動起來的經濟如何持續運轉下去，是不能繼續靠投資的，必須依靠消費。隻有投資形成的產品被消費了，才能有繼續的投資進入，否則，輕則是投資效益下降，嚴重就會出現生產過剩。我們國家在“六五”“七五”時期，每增加1元gdp需投資2元，現在每增加1元gdp需投資5元甚至更多。即使扣除通貨膨脹因素，也可看出投資效益已經嚴重下降。
馬克思曾經說過，隻有在消費中商品才會實現其價值，正是“消費創造出新的生產的需要”，“消費創造生產的動力”。所以投資必須依靠消費才能為其找到持續動力。尤其是在經濟展進入買方市場後，消費就成為了矛盾的主要方麵。如果沒有消費的引導，投資的擴大就是盲目的和無效的，就有可能造成頻繁劇烈的經濟波動，從而無法支撐起持續健康的增長。
但是投資擴張不一定必然帶來消費增加，甚至還可能擠占消費，因為投資與消費本身是一對矛盾。在一定時期內，貨幣的供給量是一定的，用在投資方麵的貨幣供給多了，能用於消費方麵的貨幣供給肯定要少。我們一個家庭，如果把掙來的錢存到銀行或者說買了股票，就相當於間接使這些錢用於投資，那麼用於當下消費的錢就肯定少了，當下的消費就會疲軟。一個家庭如此，一個地區、一個社會同樣如此。
我國這些年來的高投資率必然導致消費不足。據瑞士信貸銀行2007年的研究報告分析:中國2006年的消費額僅占全球消費總額的5。4%，隻與意大利消費額占全球的比重相當，大大低於美國(占全球消費總額的42%)，也低於日本、德國和英國(三國在全球消費總額中的比重分別是11。1%、7。3%、6。6%)。
而且，不同的投資對消費的影響不同。如果投資於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領域，固然在這一周期內可能獲得比較好的投資效益，但由於沒有相應擴大就業，沒有擴大勞動收入，就不可能帶來消費的相應增長。而投資於中小企業，投資於勞動密集型的企業，則會對消費的帶動作用比較大。我國這些年來擴大投資的同時沒有能帶動起相應消費，也與投資領域狹窄有比較大的關聯。
更需要關注的是，由於體製的原因，投資也會異化，變成為投資而投資，從而使得投資率畸高。我國這些年來的高投資率有合理的因素，也有不合理的因素。不合理的因素在於一些地方政府出於追求gdp和財稅收入的需要，完全不考慮投資的目的，盲目上項目，恣意投資。因為隻要有投資進入，在投資建設期內就會有gdp的增長，就會有相應的財稅收入，至於說投資結束後怎麼辦，投資是否能產生持續的效益，能否帶來消費，這就不是現任決策者考慮的問題，因為他們會調離、高升或退休。這種行為在導致投資率畸高的同時，也埋下了金融的雷區。這些年來地方隱性債務高築以及從去年以來地方融資平台泛濫隱藏的巨大風險，就是這種行為的嚴重後果。
(三)用更寬廣的眼界看待投資與消費的關係，既要理順經濟領域的關係，又要理順社會領域的諸種關係
投資與消費的關係本來就錯綜複雜，現實的經濟運行愈增加了它們之間的複雜性。我們對於什麼是合適的投資與消費的比例不能簡單武斷、一概而論，而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比如，目前我國的投資率是比較高，但這高是有講究的。目前我國的高投資率中有相當的比重可以看作是政府消費而不是純粹的投資。2009年以來，我國保增長政策中有大量的投資用於鐵路、公路、機場等基礎設施建設和保障房、教育、醫療等民生建設。其中基礎設施的建設大體上是15000億左右，保障性住房大體是4000億左右，教育醫療約有1500億。基礎設施建設相當於政府在履行職能提供公共品，保障房建設則更是相當於政府購買一定量的房子用於困難群眾居住。這些賬是不能完全算在投資裏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