悖論之三：特區其實也不想“特”。
隨著中國社會的展，不僅社會公眾就是決策層也開始對特區僅僅在經濟體製範圍內的改革不再滿足，希望它們能在政治體製領域也有所突破，並且賦予了“先行先試”的權力，一些特區也信誓旦旦地講要運用好“先行先試”的權力實現政治體製領域的突破。但事實怎麼樣呢？
近來看一個報道，說深圳大部製改革後一些部門出現了領導幹部1正20副的配置。盡管深圳組織部門辟謠說沒那麼多，但真實數目也不少。毫無疑問大部製改革是一項先行先試的製度創新，可為什麼深圳不幹脆先行先試一步到位直接把幹部配備職數降到正常的1正2副或3副呢？非不能也是不願也。拆廟固然難也不太難，趕和尚走就真難了，搞不好和尚會玩命。我們不要以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腹，以為是深圳怕事。其實深圳這可能還是好意，是顧全大局。因為這些體製內的幹部會攀比，多少年來整個中國社會的幹部都是隻上不下，憑什麼深圳的幹部就要下。萬一上個訪告個狀，還會給上級領導添麻煩。所以慢慢過渡，不要一步搞得太“特”了。這就是特區其實不想“特”。
但進一步看，這不想“特”的板子還真不能打到特區身上。改革固然重要，穩定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因為改革而改出了亂子責任算誰的？而且有些製度的改革必須依賴於上位製度的變革和要變革。目前全國範圍內都沒提幹部能上也能下，深圳怎麼能做得下去？畢竟曾經為它們掌舵、真心希望變革中國不合時宜體製的老人已經永遠逝去了。
從這一點來看，曆史或許真的悖謬，特區的命運竟然與一個老人緊密相連。但這就是曆史的真實。
所以，為了特區，為了中國社會的不斷改革，讓我們記住這個老人的名字。
他叫鄧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