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葉公超回憶，當年教授們到了長沙，南開的張伯苓和清華的梅貽琦還沒有到。有人怕三所大學在一起會產生同床異夢的矛盾，有人甚至說:"假使張、梅兩位校長不來，我們就拆夥好了。"當時蔣夢麟聽了這話，聲色俱厲地說:"你們這種主張要不得，政府決定要辦一個臨時大學，是要把平津幾個重要的學府在後方繼續下去。我們既然來了，不管有什麼困難，一定要辦起來，不能夠因為張伯苓先生不來，我們就不辦了。這樣一點決心沒有，還談什麼長期抗戰。"蔣夢麟在之後的西南聯大發展，並沒有太多的具體表現，西南聯大時期關於蔣夢麟的記載，我隻是在《梅貽琦日記》中零散看到的，其中蔣夢麟對於西南聯大的態度與這個傳說頗有不同，參照閱讀也許別有意趣。
梅貽琦的日記如其人，多數寥寥數言，極為簡約，不過我們還是可以從中看出一些蛛絲馬跡。1941年3月24日，梅貽琦日記記載:清華"決定讓售北大美金三千元"。這一信息，透露出北大財政吃緊。過了兩天，蔣和梅之間就有了如下談話:"蔣談及研究問題，謂宜由三校分頭推進。餘表示讚同。餘並言最好請教部不再以聯大勉強拉在一起;分開之後可請政府多予北大、南開以研究補助，清華可自行籌措，如此則分辦合作更易進展矣。"在這裏看來，兩位校長對於聯合辦學也並不"執著"。在蔣夢麟自己撰寫的下半生自傳《新潮》中都看不到蔣校長對於以上兩個事件的記載。那麼，如何看到這兩段頗有出入的記載?我覺得，第二條是出自梅貽琦日記，屬實當無疑問，那麼是否第一段記載就不真實，我看也未必。以蔣夢麟的政治身份來看，說出那樣的話來，合情合理。但是何以又會出現梅貽琦日記那種"分頭推進"的記載，我覺得，這是蔣夢麟出自現實利益考慮的"欲擒故縱"之法，北大經費短缺，惟有如此，才能由清華拿出錢來，作為聯大的研究經費。蔣校長為何對於錢看得如此重要，這還要從頭說起。
說起北大，一般人第一個想起來的一定是蔡元培以及"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教育理念。其實，在北大的校史上，蔡元培真正在校治事的時間並不長，"不過五年有半"，其在職不在校期間，行政事務大多都是蔣夢麟代理的。在蔣夢麟代理校長期間，正好趕上政府拖欠教育經費，"沒有經費怎麼辦?"常常是蔣代理校長的感歎。這也許就是蔣夢麟日後在合組聯大時比較在意經費的原因所在。
與當時眾多的大學校長不同，蔣夢麟是正宗科班出身的教育家，在1908年自費赴美留學後，1909年2月先是在加州大學學習農學，但是一個朋友的建議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讓他覺得與其研究如何培養植物，不如研究怎樣培養人才，於是放棄農學，改學教育。1912年畢業之後，又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師從杜威，攻讀哲學和教育學。1917年獲得哲學及教育學博士學位後回國。蔣夢麟在美國留學期間，第一次拜訪孫中山，給孫留下的印象就是"他日當為中國教育泰鬥"，在其後的五四運動時期，孫又有"率領三千弟子，助我革命"之語，評價之高，實為罕見。正因有受過西方嚴格科學訓練的教育背景，在其正式出任北大校長之後，按照美國的大學教育製度，對舊的教學和科學研究製度進行了改革，實行教授專任，推行學分製，要求畢業生撰寫論文並授予學位，並且提出"教授治學，學生求學，職員治事，校長治校"的口號。可以說，北大走上製度化、正規化的現代大學之路，就是在蔣夢麟手中完成的。對於西南聯大時期的教授評議製，蔣夢麟內心未必就真的首肯，不過那時的校長畢竟胸襟寬廣，在經過了一番磨合之後，清華、北大、南開終於合作無間，成就了現代教育史的偉大奇跡。
關於蔣夢麟對於北大的貢獻，傅斯年曾經有過這樣的評價:蔣夢麟的人格魅力不如蔡元培，學問不如胡適，但是辦事卻比他們高明。胡適全集中曾經記載了一件事，正好可以驗證蔣夢麟的高明:"話說民國二十一年一月，蔣夢麟先生受了政府的新任命，回到北大來做校長。他有中興北大的決心，又得到了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研究合作費用國幣100萬的援助，所以他能放手做去。向全國去挑選教授與研究人才。他是一個理想的校長，有魄力、有擔當，他對我們三個院長說:辭去舊人，我去做;選聘新人，你們去做。"辭退舊人是得罪人的事，這樣的做法，放到今天，大概要被人說成迂或者傻，但在過去那個時代卻是公認的高明。時代風氣的轉變在這樣的小事中就可見一斑。
說到做事，蔣夢麟說自己是"以孔子做人，以老子處世，以鬼子辦事。"所謂鬼子者，洋鬼子也，無貶義，指以科學精神辦事。蔣複璁也說蔣夢麟是"以儒立身，以道處世，以墨治學，以西辦事"。說辭文雅了一些，但是是一個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