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西南聯大，現在人們多會把目光聚焦在當年的三個常務委員梅貽琦、蔣夢麟和張伯苓身上。不過，細究起來，當年蔣夢麟和張伯苓多在重慶參加政府要事，對於偏居一隅的西南聯大，沒有表現出多少具體的作為。他們對於西南聯大的影響，毋寧說是過去在北大、南開時期教育理念的延續。關於這一點，有諸多事例可以舉證:在西南聯大組創初期，張伯苓就對曾經當過自己學生的梅貽琦說:"我的表你帶著。"當時社會聲望和政治地位均高於梅貽琦的蔣夢麟校長，則秉著"對於聯大事務不管即是管"的超然姿態。不過，在兩位前輩這樣的姿態背後，其實也隱藏著極為現實的考慮。當時，"論設備、論經費、論師生的人數，都是清華最多，依世俗的眼光來看，這一聯(合)，清華是劃不來的，反麵看來也可以說，清華在聯大占了壓倒的優勢。"如此看來，由三校長組成的常委會，大部分時間由梅貽琦擔任主席，主持日常校務，並非出自君子之間的謙讓或者是年輕者應該多負擔責任。而對於梅貽琦來說，雖然之前已經出任清華大學的校長，但是西南聯大卻是其一生中最為關鍵的時期之一，代表著其教育思想之大成的《大學一解》，就是在西南聯大時期完成的。
眾所周知，清華的前身是遊美學務處，因為是接受庚子賠款的返還款而建立，所以被老清華人稱為"國恥紀念碑"。梅貽琦就是遊美學務處1909年8月第一批派往美國留學的47名學生之一。所以在之後的歲月裏，梅貽琦經常說:"生斯長斯，吾愛吾廬"。這句話，也代表了這位清華人心中"永遠的校長"對於清華園的感情。縱觀中國教育史，偉大的教育家不難列舉，但是一生服務於一所大學並且成功地奠定其校格的，則不多見，梅貽琦就是其中之一。1915年，梅貽琦接受清華校長周詒春的聘請回歸母校任教，自此，梅貽琦於清華大學的聯係，就再也沒有中斷過。1928年，清華學校正式改製為國立清華大學，梅貽琦在教授會的選舉中以47張有效票中獲得33票，成為清華第一任教務長，梅貽琦的夫人韓詠華後來說:"那時清華教授中，有博士學位的大有人在，為什麼選中了他，我認為這是出於大家對他人品的信任"。之後在清華學生三拒校長的風潮中，沉默寡言的梅貽琦被推到了清華校長這個風口浪尖的位置。曾在清華任教的蔣複璁在後來評價梅貽琦出任校長:"初以為辦公事他不大內行，孰知竟是行政老手"。長期擔任清華文學院院長的馮友蘭認為，梅先生自有一套當校長的本領。
梅貽琦當校長的本領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為政不在多言，顧力行如何耳"，梅貽琦"寡言君子"的美名，大概就源於此，梅貽琦治校還有另外一條法寶，那就是"吾從眾"，這就是至今仍為人們稱道的教授評議會，梅貽琦雖然擔任校長，但是並不大權獨攬，隻要教授提出有利於清華發展的建議，梅校長就會頷首微笑:"吾從眾"。正是在他的努力下，"清華才從頗有名氣而無學術地位的留美預備學校，成為蒸蒸日上、躋於名牌之列的大學"。1941年，清華在昆明慶祝建校三十周年，許多歐美著名大學都發來賀電，其中一篇電文中有"中邦三十載，西土一千年"之語，這是對清華三十年曆程的讚頌，更是對梅貽琦長校十年的肯定。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為使弦歌不斷，清華、北大、南開合組為長沙臨時大學，後來長沙吃緊，三校又奉命遷到昆明，是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三常委的關係，本文開頭已有敘述，在此不贅。不過，這一時期的梅貽琦在處事方法上與之前在清華卻有了變化。過去的梅貽琦謹慎，遇事總是多方考慮，不輕率表態，但此時一反慣例，變得異常果斷。在這一時期，一貫低調的梅貽琦說過這樣一段"高調"的話:"在這風雨飄搖之秋，清華正好像一條船，漂流在驚濤駭浪之中，有人正趕上負駕駛它的責任。此人必不應退卻，必不應畏縮，隻有鼓起勇氣，堅忍前進。雖然此時使人有長夜漫漫之感，但吾們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風定。到那時我們把這條船好好開回清華園，到那時他才能向清華的同人校友敢說一句'幸告無罪'。"
聯大之難，不僅在於國難，還在於"聯"，清華、南開本來有"通家之好"，關係一直融洽，但是要讓一直以"最高學府"自詡的北大沒有意見，則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而梅貽琦卻能在8年的時間內，使西南聯大能夠"同不妨異，異不害同;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和且平"，傅任敢總結梅貽琦之所以能夠如此的"關鍵與奧妙"，是在於"梅校長的'大'，他心中隻有聯大，沒有清華了"，這話說來容易，做起來卻實非易事。
70年過去，我們回首西南聯大，回憶梅貽琦，曆史留給我們的不應該隻是回憶，想想梅貽琦所說過的話吧:"孩子沒有壞的，壞的孩子都是社會和學校教出來的"，"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這是多麼閃光的遺產!
(最後，要感謝清華的黃延複先生，要不是他多年來整理關於梅貽琦的資料，我們對於梅貽琦的了解也許到現在還少得可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