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河西走廊的土改之中，有一個沙漠邊沿的貧困小縣，如果嚴格按照中央政策規定，不少村莊劃不出一個地主成分。工作組很擔心，生怕上級批評他們鬥爭性不強；農會積極分子也很擔心，生怕沒有勝利果實可分。於是，便自覺不自覺地降低了地主成分的標準，把一些本該劃為富農或小土地出租的人家，浮動為地主，搞得人心惶惶，嚇得一些中農也偷偷殺豬砍樹，坐臥不寧。
恰在此時，鄧寶珊來這裏視察。從跟當地幹部群眾的廣泛接觸中聽到一些反映後，他去幾個村莊認真作了一番調查，果然發現在劃地主成分時存在著“左”的做法。怎麼辦呢？跟隨他多年的秘書，好心地勸告他說：“算了吧，這麼大的運動，哪能沒點兒偏差！運動由省委負責，你一個省主席管那麼多幹啥？左一點，僅僅是方法問題，右一點，可是立場問題啊！”鄧寶珊看看這位秘書，知道人家講的也是實情。可是，晚上躺在床上，總是合不上眼睛。是的，他不是共產黨員，但他絕不相信，共產黨讓他當這個省主席，是當擺設，做民主的象征品。如果為了個人的榮辱而裝聾作啞，那就對不起共產黨，對不起甘肅的父老鄉親。為什麼要搞土改呢？不是為了什麼曆史恩怨，而是為了解放農村生產力啊！政策不是感情的產物，而是對利害的審慎權衡……他半夜悄悄爬起來，點亮油燈，在窗外風沙的呼嘯聲中，戴起花鏡，揉搓僵直的手指，一支接一支地抽著香煙，親自執筆給省委寫了一個報告，對糾正這種違背中央土改政策的過“左”做法，提出了自己的明確意見。
報告送到省委，省委采納了鄧寶珊的意見，過“左”的做法迅速得到糾正，甘肅的土改運動得以健康發展。
但是，對鄧寶珊的這些舉動，個別人在背地裏也有些碎語閑言，說他一個黨外民主人士的省長，有點兒管事太寬。這話傳到鄧寶珊耳朵裏，他一笑了之，也隻當沒有聽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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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鄧寶珊心目中，甘肅的文化建設、人才培養使用、文物古跡保護，始終是他關注的一個焦點。從40年代初開始，通過與張大幹、於右任、郭沫若、常書鴻、範振緒、馮國瑞……諸多學者和藝術家的廣泛交往接談，鄧寶珊就確知甘肅自遠古至秦漢隋唐以來，有一部十分光輝的曆史，是一個古文化遺存和石窟藝術星羅棋布的文物大省。因此，不管他人在不在甘肅，都盡其所能熱心支持地方當局和有識之士，對文物古跡去進行保護與研究。
1941年3月，著名畫家張大千不畏艱險，領著家人，毅然西行，去敦煌臨摹壁畫。10月，65歲的國民政府監察院長於右任一路風塵，行程數千公裏，到達敦煌視察了莫高窟。張大幹麵壁三年，臨摹的200多幅敦煌壁畫轟動了堅持抗戰的中國，也震撼了正在殺敵衛國的鄧寶珊。於右任回到重慶，奮筆所寫的《關於成立國立敦煌藝術研究院的提案》交最高國防會議公決通過後，1943年，常書鴻一行曆經艱辛，到達敦煌……
也是1941年，甘肅學者馮國瑞首次考察天水麥積山石窟，並寫成《麥積山石窟誌》。當這冊印數僅有300的石印本著作輾轉送到鄧寶珊手中後，戎馬倥傯的將軍秉燭夜讀，興奮不已。他既為家鄉的文化藝術寶藏自豪，也深感保護研究的責任重大。
那時，他身在軍旅，無權過問地方事務。
1950年，甘肅省政府剛成立，機構草創，百廢待興，鄧寶珊就任命馮國瑞擔任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主任。
1952年，經鄧寶珊提請，西北軍政委員會文化部組成麥積山石窟勘察小組，由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常書鴻率領，有美術、考古、測繪等方麵的專業人士段文傑、史葦湘、範文藻等參加。經過30天的勘察、考證、攝影、測繪，於12月1日結束。《文物參考資料》1953年第1期對此進行了報道。
1953年7月，中央文化部又組織以吳作入為團長的麥積山勘察團，對麥積山石窟作了詳細全麵地勘察。15位團員中，包括了王朝聞、常任俠、馮國瑞、羅工柳、蕭淑芳等一批精英學者和畫家。
1954年，由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編輯出版了《麥積山石窟》圖冊。
從此，天水麥積山石窟引起世界關注，每年從五大洲來此的旅遊參觀者絡繹不絕。
鄧寶珊不僅作為領導者盡職盡責，為充實麥積山文物的收藏，還把他珍藏的畫冊《江上草堂圖》於1954年3月贈送給了麥積山。這本畫冊範振緒的題序中稱：“寶珊主席得以贈於麥積山館”；封麵有鄧寶珊“贈麥積山館”的署名題簽。
同時，在北魏法生造像碑發現後，當鄧寶珊看到該碑拓片周圍，由敦沫若、吳作人、馬衡、謝國禎、葉恭綽、丁希農、馮國瑞諸家的題跋時，也高興地揮筆題寫道：“拓片及諸家題跋文字，都是珍貴文物資料。”指示麥積山珍重收藏。
當時，與麥積山鄰近的甘泉寺，由麥積山文物保管所代管。該寺的前身，即唐代的太平寺。大詩人杜甫流寓秦州時所寫的《太平寺泉眼》詩中，稱讚泉水“香美勝牛乳”。此泉名春曉泉，水質甘甜清洌。泉邊有兩株壽高千年的玉蘭樹，濃蔭蓋地，銀杆參天，每到穀雨前後繁花滿枝，花期達半月之久。廣見博識的郭沫若說，這是全國最大的兩株玉蘭樹。唐代的太平寺早已化為烏有，後人續建的甘泉寺也僅存數椽小廈，這兩株曆經風雨的玉蘭，卻奇跡般巍然屹立於寺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