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振興家鄉文化勝跡之衰微，1955年，鄧寶珊與天水地方人士曾設想籌建“雙玉蘭堂杜甫紀念館”。為此，鄧寶珊特請95歲高齡的大畫家齊白石老人題寫了堂名，由巧匠製成一塊匾額，懸掛於甘泉寺雙玉蘭堂正門上方。據稱，此匾為白石老人平生所寫的最大的字。“雙玉蘭堂”四字古拙老辣，揮寫自如，頗有畫意，是齊書的精品。
後來，鄧寶珊還請著名畫家繪製了一幅準備在堂上懸掛的杜甫畫像，並親自寫了一首題畫詩：
詩聖光芒筆有神，
少陵一老百酸辛。
幸逢此日非當日。
不薄今人厚古人。
東柯南郭記流寓，
麻鞋草笠資寫真。
林泉絢麗新歌頌。
雙玉蘭開處處春！
——據曾任鄧寶珊秘書的張舉鵬記述，這首詩的初稿讓他看過。考慮到當時的政治氣候，他覺得還是將詩寫得“光明”一些為好，因此建議鄧寶珊將“百酸辛”三字進行修改。鄧寶珊采納了建議，改成了“歌人民”，後又改為“歌萬民”。
數十年後，排濁揚清，晚年的張鵬舉先生深有感觸說：“‘歌人民’也好，‘歌萬民’也好，都不如原‘百酸辛’三字的概括力強了。這首詩的意境可以說是由我而破壞的，我希望今後有人再引用該詩時，仍以恢複原狀為好。”
遺憾的是，此詩在傳抄中錯訛越來越多！在一本由天水作者編寫《天水史話》裏，在引述此詩時除去“百酸辛”三字不計，錯訛竟有八處之多！
這首七律縱筆揮灑，概括古今，情感深厚，音韻鏗鏘，通過對詩聖杜甫的仰慕崇敬流露出作者凝重的曆史責任感和對家鄉的美好期盼。值得研究的是：此詩寫於50年代末期，其時史學界已在奉命批判所謂的“厚古薄今”思潮，聲勢之猛烈波及整個思想文化界。鄧寶珊為什麼還會不看風向，提筆犯忌，寫出“不薄今人厚古人”的詩句呢？
到1962年，政策調整，經濟好轉，鄧寶珊籌建“雙玉蘭堂杜甫紀念館”的念頭再度萌生。這年6月，他又為雙玉蘭堂自撰題寫了一副對聯：
萬丈光芒傳老杜
雙柯磊落得芳蘭
這副對聯，寓意深遠，對仗工穩，書體風格與早年墨跡大異其趣。鄧寶珊早年書風，有人喻之如“少女簪花”，挺勁而秀潤，所書天水紀信祠門聯可作為代表。此聯的字跡渾厚灑脫，蒼勁奔放，卻頗有米芾之神韻。
“雙玉蘭開處處春”！鄧寶珊終其一生未能實現他籌建雙玉蘭堂杜甫紀念館的夙願。但願日益開放的天水，能實現這一美好的願望……
作為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主任，馮國瑞的目光當然不會僅限於天水。在酈道元的《水經注》中就提到：“（黃）河峽崖旁有二窟，一日唐述窟，高四十丈，西二裏有時亮窟……藏古書五笥。”但後人久已不知其所在。馮國瑞在《麥積山石窟誌》中就寫道：“河州之唐述、時亮二窟，今已不知其所在。”馮國瑞將探尋這兩處石窟的願望，告訴了鄧寶珊。
1951年秋天，中共甘肅省委從省級機關派出一批幹部去基層參加土地改革時，鄧寶珊把馮國瑞的想法轉告了省委副書記孫作賓。孫作賓十分支持，派馮國瑞去臨夏參加土改，結合土改進行石窟勘察。經過這次勘察，才知道唐述、時亮兩處石窟，就是現在的炳靈寺。從勘察中所發現的刻石文字，確定炳靈寺創建於西晉泰始（265—274）初年，在國內諸多石窟中年代最早。勘察歸來，馮國瑞寫成《炳靈寺石窟勘察記》。1952年，新華社對此進行了專題報道。在馮國瑞的這一重大貢獻裏，也有鄧寶珊的關切。
甚至，連一個戲曲藝人的命運，也使鄧寶珊憂係於心。京劇著名演員雪豔琴，解放前飽經坎坷，遭遇不幸，流落到甘肅臨潭縣。鄧寶珊得知後上下疏通，多方幫助，終於使其得以衝破束縛回到北京，任教於中國京劇院，人盡其才，學有所用。
甚至，連一棵險遭砍伐的唐槐，也受到鄧寶珊的嗬護。有次鄧寶珊去天水視察，聽說一個單位為建辦公樓準備砍掉院內的一棵唐槐，一麵給市政當局打電話，一麵親去製止。在鄧寶珊的感召下，天水至今十分重視古樹名木的保護工作，以南郭寺漢柏為代表的大批古樹得到妥善保護，成為這一曆史文化名城亮麗的景觀。
甚至，連甘肅著名特產的白蘭瓜，也與這位共和國的首任省長頗有緣分。
白蘭瓜原產美國加裏福尼亞州，本名蜜露瓜。1941年，在美國康奈爾大學獲得農業經濟學碩士學位的甘肅人張心一任建設廳長，在蘭州徐家山搞水土保持試驗。美國水土保持局局長前來考察，告訴張心一：“明年你的同學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要訪華，你想請他帶些什麼東西來？”次年，應張心一的要求，華萊士帶來了蜜露瓜的種子和一批牧草種子。經在蘭州的砂田裏試種，這瓜十分香甜可口，甚至比美國原產者要佳，人們都稱它為“華萊士”。朝鮮戰爭開始，“華萊士”作為瓜名不大有人叫了。鄧寶珊在蘭州黃河中美麗的小島——雁灘的瓜田視察時，根據瓜皮的顏色和產地，命名為“白蘭瓜”，當即得到大家的普遍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