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記述，掩蓋了一係列基本事實，也與發動者的“陰謀”之說不符。“反右派鬥爭”並非開始於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麼？》的社論之後，早在鼓勵人們“大鳴大放”的同時，就已經開始了。5月15日，毛澤東已寫出《事情正在起變化》的黨內指示，指出了右派的“猖狂進攻”，“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而在這個指示發出僅僅半月之前的“五一”前夕，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大廳裏召集首都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知識界的頭麵人物開座談會，還在興致勃勃，談笑風生地動員人家大鳴大放。當然，遠在蘭州的黨外人士鄧寶珊，不可能了解事態的內幕，也沒有把問題估計得那麼嚴重。
但是，事件很快就露出了廬山真麵，6月8日之後，省政府大院裏就貼出了火藥味十足的大字報。交通廳長楊子恒等一批民主人士，被率先揪出。大字報越來越多，火力越來越猛，無限上綱、無中生有、羅織捏造的罪狀罪名，令人啼笑皆非！一些大字報竟貼進了鄧寶珊辦公室的樓道，上麵雖未指名道姓，但有的揚言要“揪出甘肅右派分子的總後台”，有的含沙射影說“甘肅的右派分子有一把保護傘”，氣勢洶洶，大有非揪出鄧寶珊不可的架勢！
鄧寶珊無言地等待著，等待束手就擒。但不知什麼緣故，滾沸的湯鍋卻忽然降溫，鄧寶珊幸免於難！當時，他並不知情是何人施以援手，事後才知道是消息傳到北京，周恩來總理和鄧小平總書記對甘肅當局進行了幹預。
鄧寶珊雖幸免於難，卻並未減輕他內心的憂傷。眼瞅著知識界的一大批精英人才和自己相交多年的老朋友、老部下，一個一個被無辜的加以罪名，變成了“牛鬼蛇神”，他隻能躲進書房自言自語：
“咳！我這把‘保護傘’，我能保護誰呢？……”
他想到了遙遠的過去。那時，作為國民黨的將軍，他保護過不少共產黨人和進步學生。共產黨在他的公館裏有一個支部，支部書記就是他家的保姆，他佯裝不知還為他們的活動提供了掩護。去年，進京開會時，他去看望了兼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的吳玉章。吳老興奮地告訴鄧寶珊：他有一個得意的學生名叫林希翎，才華出眾，見識不凡。暑假裏，他給這個學生在頤和園安排了一個幽靜的住處，讓其寫作——對拔尖人才的成長，我們得加倍關心啊！但是，就是吳玉章器重的林希翎，現已定為“極右分子”，作為大學生右派中的出頭鳥，在首都的各大報紙上示眾。謾罵的批判文章和不堪入目的漫畫，把她塑造成了一個十足的妖魔。鄧寶珊想，德高望重，與林伯渠、徐特立、董必武、謝覺哉並稱黨內五老的吳玉章老人，尚且保護不了他心愛的學生，我區區鄧寶珊能保護誰呢？……
雖然明知無事可幹，鄧寶珊依然堅持去省政府走走。8月的一天中午，他沒有回家，飯後想稍事休息，高音喇叭播放的歌曲：“……帝國主義夾著尾巴逃跑了！……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刺耳鑽心，無法合眼。飯前，他發現樓下院子花壇裏的花草有點發蔫，此時便找了把灑壺給花兒去澆水。還不到上班時間，政府大院空寂無人，鄧寶珊提著灑壺轉過身，強烈的陽光下，忽然發現幾個新近劃定的“右派分子”扛著鐵鍁去清理垃圾。其中一人，是在省農牧廳工作的他的老部下甄載明，看見鄧寶珊，惟恐避之不及，拉低草帽遮住臉，慌慌張張地溜走了。
鄧寶珊沒有聲張，裝作沒有看見，顫抖著手慢慢澆花，腦海裏不禁浮起杜甫的兩個名句：“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過了兩天，他捎話把甄載明叫到家裏，關起門進行了一番傾心長談。他問甄載明：
“你真認為自己有罪嗎？”
甄載明麵對兄長般的老領導，誠惶誠恐，不知該如何回答。
鄧寶珊說：“抬起頭來吧！別人不了解你，難道我也不了解你嗎？”
甄載明含淚答道：“解放前你把我從國民黨的監獄裏營救了出來，可現在……怎麼說呢？不小心，把你也會牽連進去啊！”
鄧寶珊笑了：“問題是自己得對自己有個正確的認識，不被流言所左右，不在精神上自我瓦解……當然，要做到這一點，確實很難！曾參的母親是個賢母，但當她接連聽到有三個人說她的兒子殺了人時，也懷疑起自己的兒子來了……”
這次談話，給甄載明以莫大的鼓舞，使飽受磨難的甄載明經受住了接二連三的打擊，活到了90高齡。
送走了甄載明，鄧寶珊又想到了傅作義的弟弟傅作恭。
傅作恭是留學海外已在外國定居多年的水利專家。共和國成立後，傅作義任水利部長，把他這位學有專長的弟弟動員回國，也到水利部任職。鄧寶珊給傅作義寫信，說為改變甘肅的幹旱麵貌，準備興修水利建幾座大型水庫，請支援一批技術人才。傅作義便動員弟弟來甘肅工作。抗日戰爭期間，傅作恭隨母親在大後方的蘭州住過一段時間，對蘭州很有感情，就慨然應允，於1953年2月到達蘭州，到水利廳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