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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的風暴，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已經可以比較準確的預測。什麼時候，用什麼手段，可以預測中國的政治風暴呢？
在共和國成立初期的前七年，雖有朝鮮戰爭和接連不斷的大規模政治運動，但整個國家是朝氣蓬勃，欣欣向榮的。政治相當開明，共產黨與民主黨派合作共事，長期報國無門的一批優秀知識分子衝破阻撓從海外歸來，絕大多數人胸懷理想對未來充滿信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出現了空前未有的團結和睦……
但是，進入1957年，共和國這艘巨輪卻突然離開預定的航線，甚至逆轉！這到底是為什麼呢？政治學家、曆史學家似乎至今還沒有找到一個令人信服的最終答案。
啊，1957年！對健在的經曆者來說，還是一個謎；對鄧寶珊來說，則成了一個永遠的謎——
作為愛國起義將領民主人士的鄧寶珊，此時雖身為一方封疆大員，但耳目並不靈通。當年，在延安的窯洞裏，同毛澤東主席的一次長談中，在談到毛澤東所主張的“鬥爭哲學”時鄧寶珊表示了不同意見和不安，不久之後，在中共召開七大時的一次內部講話中，曾被毛澤東委婉引述。此事經過20多年歲月的塵封之後，直到最近才被鄧寶珊當作新聞輾轉獲悉。經過大半生戰場和官場的曆練，鄧寶珊知道，對任何政治軍事集團來說，都會內外有別，也必須內外有別。因此，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出現的一係列深層巨變——蘇共二十大的召開，匈牙利事件等等，鄧寶珊僅僅通過報紙電台的有限新聞和過濾後的傳達報告，略知皮毛。甚至，他連中共內部高層領導之間的微妙變化，也如霧裏看花。他無法明白，在1956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大上所確定的政治路線和基本原則，在相隔不到100天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為什麼會發生戲劇性的改變？也無法明白，一個特別強調集中統一的執政大黨，其中樞核心發出的信號，為什麼往往相互抵觸？因此，從1956年底開始，鄧寶珊便覺得眼前一片茫然，左顧右盼，無所適從，開始謹小慎微起來。
有趣的是，鄧寶珊越小心，周圍的人們越不把他放在眼裏。尤其是那位接替張德生擔任中共甘肅省委書記的張仲良，似乎認為鄧寶珊的存在對他大權獨攬，為所欲為，是一個妨礙。表麵上不冷不熱，骨子裏另眼看待，嚴加防範。受張仲良影響，省政府下麵的一些廳局長，也開始對鄧寶珊不那麼尊重了。
有一次，由鄧寶珊主持召集的一個廳局長會議，按事先通知的開會時間過了一個半小時了，寬大的會議室裏才稀稀拉拉坐了不多幾個人。鄧寶珊耐心地等著，可是，那些有實權的中共黨員廳局長，幾乎很少有人到會。鄧寶珊一聲苦笑，自嘲說：
“開會吧，不等了！看來我這個角兒不叫座……”
一句無奈的開場白，引來笑聲，也引來權勢人物的不快。從此之後，除了一些禮義性的活動，不得不請鄧寶珊出麵之外，再也沒有安排他主持什麼工作了。苦悶啊，無言的苦悶！為了排遣苦悶，鄧寶珊翻出多年收藏的名家字畫，一幅幅潛心賞玩。章太炎的字，於右任的字，郭沫若的字……何香凝的畫，齊白石的畫，張大幹的畫……看來看去，鄧寶珊悟出了一個理兒：書畫作品，流派紛呈，情趣各異，但凡傳世之作，都得有自家麵目，不依傍別人。做人與書畫道理相通，可一旦要求人成為“工具”，還會有自家麵目嗎？……
正在鄧寶珊感到苦悶迷惘的時候，他聽到了毛澤東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所作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的口頭傳達。這個講話指出，在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的關係上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在科學文化工作中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不久之後，到1957年4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號召全黨檢查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並發動廣大幹部、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和建議。
這場由毛澤東親自發動指揮的整風運動，很快在全國範圍得到熱烈響應。特別在知識界，人們紛紛發表文章，集會演說，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進行猛烈批評。不少人的言論，甚至觸及敏感的禁區，公然提出了政治民主化的強烈要求。尤其在一些著名的大學裏，激憤的學生和一批社會影響力很大的教授，竟提出要中共黨委退出學校……這，顯然是這場運動的發動者所始料不及！
在民主化的呼聲日益高漲，政治空氣空前活躍的短短兩個月之間，鄧寶珊卻保持了他固有的冷靜、克製、清醒。他的政治軍事經驗告訴他：任何時候都得分清目的和手段，聲東擊西、欲擒故縱、敲山震虎、引蛇出洞……之類的把戲，往往是有效而慣用的手段。不幸，善良而天真的人們，往往輕信許諾，視而不察，將圈套當作花冠！麵對變幻莫測的政治風雲，鄧寶珊則深居簡出，喜怒不形於色，隻是審慎地觀察著，思考著……
直到如今，主流的曆史學家對這段曆史的記述還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黨整風之機，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製度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推翻社會主義製度。6月以後，黨中央對右派的進攻給予了回擊，揭露批判了他們的右派言論。但是，由於對當時的階級鬥爭形勢作了不恰當的估計，誇大了敵情，致使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一批黨外人士、知識分子和黨的幹部被錯誤地劃為右派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