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底，前往拉薩祝賀西藏自治區籌委會成立的中央代表團，在國務院副總理陳毅率領下經過蘭州。鄧寶珊陪同陳毅一行，暢遊了蘭州附近的著名風景勝地興隆山。
看到黃土高原上，竟有一塊鬆柏參天、芳草蓋地、四季常青的翡翠，風塵仆仆的陳毅，頓覺心曠神怡。他一邊聽鄧寶珊對山中的名勝古跡如數家珍般娓娓而談，一邊頗有興趣地問道：
“鄧先生！當年，你們將成吉思汗的靈柩遷移到興隆山後，安放在什麼地方呢？”
鄧寶珊手扶聯結東西二山的雲龍橋欄杆，指著東山西坡的一座佛寺答道：
“就在那座大佛殿裏。成吉思汗的銀棺，安置在大殿中央；三妃子的一口小銀棺，放在大殿右側……後來，於右任先生來此參謁，寫下了那首傳誦一時的‘大王問我：幾時恢複山河’的詞……”
“哦，鄧先生！你得到過於先生在台灣的消息嗎？”陳毅忽然問道。
鄧寶珊搖了搖頭。
陳毅說：“於先生最近寫了首詩——‘福州雞鳴，基隆可聽；伊人隔岸，如何不應？滄海明月風雨過，子欲歌之我當和。遮莫千重與萬裏，一葉漁艇衝煙波！’看來，老先生鄉思殷深啊！”
鄧寶珊默記著於右任的詩句，沒有做聲。
陳毅熱切地注視著鄧寶珊說：
“上月底，民革三大的《告台灣軍政人員書》很好。鄧先生，你現在是民革中央副主席，能不能以個人的名義，向台灣的老朋友寫封信呢？”
鄧寶珊點頭歎息道：“咳，當初於先生要能留下多好啊！他這詩，情見乎詞，不隻是個人感傷，也代表了台灣許多朋友的心情。我已寫過好幾篇廣播稿，對於先生、對徐次辰等朋友，我還要寫信……”
陳毅一行離開蘭州不久，鄧小平來甘肅視察工作。他一到蘭州，就來看望鄧寶珊。兩位早在國民聯軍時期就合作共事過的老朋友一見麵，立刻沉浸在對往事的親切回憶之中。
“寶珊先生！”鄧小平還用昔日的稱呼，笑著說：“大革命失敗後，我還是得到你資助的200塊銀元，才又出國去的……”
鄧寶珊笑問：“我怎麼記不得此事了呢？”
鄧小平回答：“那時你住在上海法租界，我不便來找你。錢是通過葛霽雲向你要的。”
“咳，葛霽雲死得太可惜了！”提起葛霽雲，鄧寶珊不禁眼圈兒紅了。“要是他還在我身邊，也許我就不會走那麼多彎路……”
“是啊！犧牲了多少人才換來了今天的勝利。”鄧小平接過話題，“寶珊先生過去同我們患難與共，現在還要請你繼續發揮作用。”
鄧寶珊搖搖頭：“我老了，心有餘而力不足啊！你知道，我的國民黨黨籍，早被蔣介石在1949年初開除掉了。參加民革，這是邵力子先生再三動員的結果……”
“不，寶珊先生！你不要有什麼顧慮。”機敏過人的鄧小平立刻聽出了鄧寶珊的弦外之音，懇切地勸慰道：“從革命戰爭轉入經濟建設，共產黨也有個適應和轉變的過程。在某些問題上，我們對黨外朋友確實不夠尊重。現在我們要著手糾正這個問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是毛澤東同誌提出的堅定方針。你才60多歲的人嘛，為社會主義建設完全能夠盡力盡心……”
鄧寶珊聆聽著老朋友的肺腑之言，心裏既感到興奮，也感到不安。是啊，從革命戰爭轉入經濟建設，共產黨也有個適應和轉變的過程！比較而言，革命容易執政難，革命是推翻，是破壞，執政卻得恢複，得建設，得讓全中國的老百姓吃飽穿暖，安居樂業。革命戰爭時期行之有效的習慣了的那一套，還能有效嗎？還能堅持嗎？可種種跡象表明，要克服曆史的慣性，談何容易……
此時的鄧寶珊，不僅是甘肅省長和民革中央副主席，還身任全國人大代表、國防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常委、民革甘肅省委主任、甘肅省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主任等許多職務。工作越來越忙，社會活動日益頻繁。
但是，不管多麼繁忙，他總要抽出時間同社會各界人士，特別是各階層的知識分子促膝懇談。因為，自從進入1956年，鄧寶珊明顯地感觸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的中國，到處生機蓬勃，正在孕育著一場前所未有的巨變。從這年元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號召幾十年內改變中國經濟文化落後狀況的講話開始，接著周恩來在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作關於中國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的報告，到4月毛澤東作《論十大關係》的報告和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基本方針，到7月周恩來作《專政要繼續，民主要擴大》的講話……所有這一切跡象都表明，中國共產黨似乎不再照搬蘇聯的一套經驗，而從中國的情況出發，對社會主義從實踐到理論，都表現出勇敢地探索精神。雖然，這探索到底意味著什麼？還使人捉摸不定。可是，鄧寶珊憑直覺也能感受到，這似乎是“五四”運動的繼續，同科學民主的精神一脈相承。它不是泡沫，而是大海深處的湧流，標誌著中國社會深切的焦慮、躁動和覺醒。為了盡快捉摸到這時代的脈搏，鄧寶珊認為，必須傾聽先知先覺者的心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