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結束後送還盆花時，又遇到外出回家的鄧省長。他看見我笑吟吟地說：“小夥子，這一晌幹得好！代表們表揚你們會務組工作到家，說蘭州飯店剛建成就能接待這麼大的會是下了功夫的，真不容易。”我代表會務組向他致謝和問候。他說：“謝啥呢，辦好會是咱們甘肅人的光榮。回去告訴飯店，以後用花盡管來搬就是了。”他還叫家人取出一筒碧螺春茶葉和一條中華煙送給我，令我惶然不知所措。鄧省長笑道：“你的辛苦大家都看得見，這是我送給你的慰勞品，你可拿去孝敬家裏老人，再捎上我的問候。”長者所賜，不能不受，萬千道謝，愧領了。最後從車上搬下一個竹編筐籠，裏麵裝著精選的禮品：四個白蘭瓜，四十個燈籠大辣子，都一用麻紙包好的。鄧省長哈哈大笑：“這是給外省代表的鄉土禮品嘛！”大會閉幕時鄧省長曾講：“這是蘭州地方名優特產，品質很好，請代表們帶回去，希望能在你們那裏培育成功。”聽省長說要把這些東西送給我，我急了，忙說：“省長一定留下，你也是參加會議的代表，每人一份，不然我無法向會務組交待。”看著我局促不安的樣子，鄧省長又笑了，他叫園工師傅收下帶回家去，說：“你們也辛苦了，這些瓜菜該你們吃。”車卸完了，向鄧省長道別離去。
又一件小事——鄧寶珊擇定康縣城。
甘肅隴南康縣，原係武都縣的一部分，地域遼闊，大山隔阻，遠離縣城，諸多不便。民國四年（公元1915年），戊戌變法前夕與康、梁一起參加過“公車上書”的當地有識之士黃居中主持召集建縣謀劃會議，派人呈報省政府申請建縣。多次請求，幾經周折，於民國十八年獲準建縣，縣城設於白馬關（今雲台鎮）。初名“永康縣”，後因與浙江永康縣同名，裁去“永”字，定名為康縣。
白馬關地扼甘陝川三省交通要道，曆史悠久，築有關城，城東五裏的大山岔，即古“散關”，東漢時已是著名關隘，清代曾在此設階州白馬關分州。但此地位置偏處縣境北部，與南部鄉鎮距離遙遠，中問橫亙著萬家大梁和牛頭山兩道崇山峻嶺，交通不便，致使縣政府對縣境南部的治理鞭長莫及，土匪群起，豪強爭霸，民無寧日。為改變這一狀況，民國三十三年五月（1944．年），經省政府批準將縣城由白馬關南遷至岸門口。其時，穀正倫任甘肅省政府主席，穀正倫字紀常，為討好這位封疆大吏，將岸門口改名為紀常鎮。
岸門口地理位置適中，但地如其名，南北兩麵由險峻的牛頭山和蘇家大梁夾峙，中間為狹長的燕子河穀，東西出口甚隘，山石崩落，洪水漫溢，極易阻塞。作為縣治，給全縣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和社會進步都帶來嚴重製約。康縣解放後，縣委、縣政府謀求選擇新的城址，但以何處為佳，意見紛紜，久議不決，無法呈報。
1956年12月，康縣至武都的公路正式通車，鄧寶珊由省交通廳長楊子恒、中共武都地委副書記苗彪陪同，赴康縣為通車典禮剪彩。聽取縣裏關於計劃搬遷縣治的報告後，年過花甲的鄧寶珊對岸門口和嘴台子的環境親自進了實地考察，並就此事征詢了當地父老和民主人士的意見。然後建議縣委、縣政府召集有關方麵共同協商。聽完大家的發言，鄧寶珊微微笑道：
“作為縣城，岸門口這個‘門’實在太小了！既不利於建設，從軍事眼光來看也是個進退兩難、易遭圍困的地方……看來，對搬遷縣城，大家沒有分歧。搬到哪裏呢？我讚成縣委的意見：嘴台！你們看——”身經百戰的老將軍緩緩站起，指著牆上的康縣地圖說：“嘴台距岸門口隻有八公裏，位置也在縣境中部。這裏三水彙流，五路相連，山體穩固，植被良好，水源充足。貌似狹窄，卻是一塊活地，發展的餘地並不小，將來公路貫通，勢必會成為全縣的交通樞紐。沿河砌石，河上架橋，三岸聯為一體。我算了算，修機關、學校、商店、車站、倉庫、戲院……地盤足夠了。白雲山風光秀麗，可建公園；靠山腳修個標準的體育場，也保險沒問題……”
大家聚精會神聽著，不住點頭。會後，康縣縣委、縣政府很快向省上報文。1957年3月，經甘肅省人民委員會第十六次省長集體辦公會議決定：康縣縣城由岸門口遷往嘴台。40多年過去了，麵對今日白雲山下群樓拔地，公路暢通，設施齊全，日益繁榮昌盛的康縣縣城，人們無不稱讚老省長的遠見卓識。白雲山果然建起了公園，1985年10月4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一路視察來到康縣，還揮筆為園門題寫了“白雲山公園”五個大字，這在全國的縣級公園恐怕絕無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