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寶年間，李泌看到天下的危機形勢，赴朝廷論當世時務，但為楊國忠所忌，於是他又潛遁名山。後安史之亂發生，太子唐肅宗即位於靈武，特地召見李泌。李泌陳述天下成敗之事，甚稱肅宗之意。但李泌還是不願做官。李泌說：“陛下屈尊待臣，視如賓友，比宰相顯貴多了。”最後被授以散官銀青光祿大夫，使掌樞務，凡四方表奏，將相遷除，皆得參與。李泌雖不是宰相但權逾宰相，李泌勸唐肅宗儉約示人，不念宿怨，選賢任能，收攬天下人心，終於收複長安、洛陽。李泌見唐廷轉危為安立即要辭歸山林。唐肅宗堅決不同意，說：“朕與先生同憂，應與先生同樂，奈何思去？”李泌說：“臣有四不可留：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所以不可複留。”後來李泌終於說服唐肅宗，歸隱衡山。
唐代宗時，時局艱難，藩鎮割據，又特召李泌出山，命他為相，李泌一再推辭。代宗隻好在宮中另築一書院，使李泌居住，軍國重事無不谘商，李泌又成了實際上的宰相。後來當時局好轉，李泌又辭歸山林。
李泌一生，好似神仙，頗尚詭誕，實際上是個幌子，他危時出山輔佐朝政，不爭權位，安則歸山養性，與世無爭。
可以說，曆史上那些既得善始又得善終的英雄俊傑，大都是在行為姿態上規避風頭的大師，他們都是才大不氣粗，居功不自傲的楷模。
相反，過分的張揚自己，就會經受更多的風吹雨打，暴露在外的椽子自然要先腐爛。一個人在社會上，如果不合時宜地過分張揚、賣弄，那麼不管多麼優秀，都難免會遭到明槍暗箭的打擊和攻擊。時常有人稍有名氣就到處洋洋得意地自誇，喜歡被別人奉承，這些人遲早會吃虧的。所以在處於被動境地時一定要學會藏鋒斂跡、裝憨賣乖，千萬不要把自己變成對方射擊的靶子。
才大而不氣粗，居功而不自傲，才是做人的根本。林黛玉如果懂得隱藏自己的鋒芒，為人低調，處事圓滑，也不會落得香消玉損的結果。低調做人，不耍小聰明，讓自己始終處於冷靜的狀態，才能做成大事業。低調做人，便可峰回路轉，在待人處世中要低調，當自己處於不利地位，或者危險之時，不妨先退讓一步，這樣做，不但能避其鋒芒，脫離困境，而且還可以另辟蹊徑，重新占據主動。
木秀於林，風必摧之
古語雲：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眾必非之。又俗語有：人怕出名豬怕壯。豬養壯了，必定是一刀的結局；人出名了，必會招人側目而視，是惹禍的根由。那麼，欲名而又好喜，豈非自攬世人的怨恚嗎？所以，善於處世的人應該懂得在名利兩字上瞻前而顧後，適可而止，有所節製。
無數事實告訴我們，膽大妄為、肆無忌憚是一切災禍的根源，那些自以為聰明便目空一切的人，終將引火燒身，自取滅亡。
隨著秦統一戰爭的不斷勝利，呂不韋的權勢也一天比一天大，甚至蓋過了秦國的君主秦始皇。秦始皇親政後，說呂不韋私通叛黨，免除了呂不韋的相國之職，讓他去河南就職。
呂不韋到了河南之後，河南就變成了政治、經濟、外交，甚至是文化中心。各國使節或是來訪大臣到鹹陽之前，都會先到呂不韋那裏停留議事，到達鹹陽見秦始皇時，所提出的往往是在呂不韋那裏得到的結論。在鹹陽的大臣遇有重大問題和疑難事件，也會和呂不韋書信往來商議，甚至親自跑到河南求教。秦始皇聞知，心中越發擔心了。誰知呂不韋一點沒有收斂的跡象，他召集門客吟詩著作，議論時事，儼然成了首腦。
這下秦王終於忍不住了，他不能坐視呂不韋的風頭蓋過自己，也無法容忍呂不韋對他的權威提出挑戰。秦始皇送給呂不韋一封信，信上寫道：“你對秦國有什麼功勞，秦國要封你河南十萬戶？你與秦是什麼親屬關係，可以稱為‘仲父’？你和你的家屬還是滾回蜀地去吧。”
此時，呂不韋已經年邁，怎麼能夠走到四川呢？呂不韋知道事情已不可挽回，便飲鴆而亡。
呂不韋的悲劇就在於他超越了做人的界限，他聲勢顯赫，“傲”字當頭，對秦皇構成了巨大的威脅。從這個層麵來說，呂不韋的悲劇不可避免。
一棵樹高出於樹林，大風必然把它吹折，一個人鶴立雞群，禍患也必然降到他身上，這是從古至今不能改變的道理。
解縉是明初著名才子，洪武二十一年進士。明太祖朱元璋特別喜愛他的才能，讓他每天在自己身邊，朝夕談論不倦，寵遇一時無比。
解縉受寵日深，便想到“食君之祿，忠君之事”的古訓，又自負高才，敢言人所不敢言。他給朱元璋上了一封萬言書，指出朱元璋“禦下嚴苛”，濫誅大臣，以喜怒為賞罰等諸多毛病，又首次提出分封親王的權力過大，恐後世會危及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