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糟糕的是，他也沒能做到“事至不懼”。七國反漢後，缺乏足夠思想準備的漢景帝方寸大亂，心急如焚。這時，他最需要的，是晁錯拿出切實可行的辦法來幫他解圍。可惜，晁錯是書呆子，不是政治家。他不但沒有什麼錦囊妙計，反倒手忙腳亂不知所措，情急之下竟然想出了兩個餿主意。正是這兩個餿主意，直接把他自己送上了斷頭台。
第一個餿主意是殺袁盎。吳楚七國造反後，晁錯就和自己的副手、下屬商量要殺袁盎。晁錯是禦史大夫，禦史大夫的副手有兩個，一個叫禦史丞，一個叫禦史中丞，下屬就是禦史。晁錯說，袁盎這家夥，接受吳王的賄賂（夫袁盎多受吳王金錢），總說吳王不會造反（專為蔽匿，言不反），現在卻果然反了（今果反）。我們應該殺了袁盎，就知道他們搞什麼鬼了（欲請治盎宜知計謀）。晁錯的副手和下屬卻不讚成。副手和下屬說，事情還沒發生時，這麼整一下，或許還有好處（事未發，治之有絕）。現在叛軍都打過來了，殺袁盎又有什麼用（今兵西鄉，治之何益）！再說袁盎身為朝廷大臣，也不應該和吳王有陰謀（且袁盎不宜有謀）。晁錯聽了，猶豫不決，袁盎卻得到了消息，通過竇嬰求見皇上，提出了“方今計獨斬晁錯，發使赦吳楚七國，複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的對策，被漢景帝采納，晁錯也就“衣朝衣斬東市”。這可真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就連司馬遷也批評說：“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晁錯這一著，是不是臭棋？
第二個餿主意就是提出要景帝禦駕親征，自己留守京城。誰都知道，帶兵打仗，是最危險的；留守京城，則是最安全的。國難當頭之時，任何忠臣，都應該把危險留給自己，安全留給皇上，何況這“國難”還是你晁錯惹出來的？你惹了禍，你就得有擔當。正如蘇東坡所說：“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然而晁錯卻反其道而行之，“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至安；己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這就難怪不但袁盎主張殺他，就連其他大臣也主張要殺了（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怨而不平者也）。實際上，像晁錯這樣把安全留給自己，危險留給皇上的大臣，恐怕哪個皇帝都不能容忍。所謂“烈火見真金，危難見忠臣”，晁錯的這個餿主意，確實讓自己的“忠”大大打了折扣。
所以蘇東坡說：“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相反，如果晁錯把危難擔當起來（已身任其危），親自率兵東向迎敵（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不讓君王受到威脅和連累（使不至於累其君），皇上肯定會把他看作可以克敵製勝的依靠（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那麼，就算有一百個袁盎，又能怎麼樣呢（雖有百盎，可得而間哉）？
這就是晁錯之錯了。他錯在急功近利，錯在專政擅權，錯在自以為是，錯在得意忘形，錯在隻有雄心壯誌，沒有大智大勇，隻知一往無前，不知運籌帷幄。他太想做一個孤膽英雄了，不知道改革會有陣痛，成名要付出代價，再偉大的戰士也是需要後援的。
非常遺憾的是，這往往也是曆史上那些改革家的通病。難怪司馬遷要說：“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我以此心對明月，奈何明月照渠溝。其實明月又何曾照渠溝呢？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