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藍道行哪有什麼本事。他的本事是和太監合夥作弊。扶乩的過程是這樣的：先由皇帝把要問的問題寫在紙上，然後由太監帶到扶乩的地方焚燒，請神仙用乩語回答。如果不靈，就要怪太監汙穢不潔，神仙不肯降臨。太監當然不願意背這個罪名，就在焚燒之前先偷看皇帝的問題，然後告訴藍道行，這樣自然就靈了。藍道行的乩語一靈，徐階就可以做手腳。比方說，徐階知道嚴嵩有密折呈奏，就讓藍道行扶乩說“今有奸臣奏事”。嘉靖問天下何以不治，乩語就說：賢臣沒有得到重用，小人把持朝廷。再問誰是賢臣，誰是小人，答案也是不難想象的，自然說徐階賢臣，嚴嵩小人。
不過這種裝神弄鬼的把戲還上不了台麵。它隻能讓嘉靖動心，不能讓嘉靖動手。堂堂大明天子，總不能公然下詔，說乩語如何因此必須如何吧！這就需要有機會，比如嚴嵩正好犯了什麼事，或者正好有人彈劾他。機會也是說來就來。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五月某日，天降大雨，一個名叫鄒應龍的禦史（監察部處長）因為避雨躲進一位太監家，聽到了“神仙”說嚴嵩是小人的事。鄒應龍一聽就明白，嚴嵩的好日子到頭了（帝眷已潛移），於是連夜修成《貪橫蔭臣欺君蠹國疏》，上奏朝廷。疏文指控嚴世蕃貪贓枉法、禍國殃民，應處死刑；嚴嵩溺愛惡子、受賄弄權，應予斥退。嘉靖也很快做出批複：嚴嵩給米百石，退休回家，嚴世蕃發配雷州充軍。去年一場大火，燒掉了嚴嵩的聖眷；今年一陣大雨，又澆滅了嚴嵩的權勢。這可真是“水火無情”。
嚴嵩倒了，但沒有死。嚴世蕃也活得很滋潤。他並沒有到雷州衛服刑，隻在廣東南雄住了兩個月，就溜回家了。回家以後也不韜光養晦，反倒大興土木，修建私宅。這就引起了地方官員的注意。更糟糕的是，地方官注意嚴府，嚴世蕃卻不注意，氣焰十分囂張。有一次，袁州府推官（專管刑獄的官員，正七品）郭諫臣到嚴府公幹，嚴府家奴非常無禮，公然不把他這個朝廷命官放在眼裏。郭推官咽不下這口氣，一狀告到巡江禦史（監察部特派員）林潤那裏。林潤也是一個想把嚴家置於死地的，正好手上也抓住了嚴世蕃的把柄——與羅龍文過從甚密。羅龍文是什麼人？是倭寇王直的親戚，而且和嚴世蕃一樣，也是從流放地私自逃回的。於是林潤上奏朝廷，狀告嚴世蕃和羅龍文網羅江洋巨盜，私用違製車服，日夜誹謗朝廷，聚眾四千餘人，“道路皆言，兩人通倭，變且不測”。
這就是謀反了。於是，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十一月，朝廷下令將嚴世蕃捉拿歸案。那時，嚴世蕃的兒子嚴紹庭還在北京當錦衣衛指揮，立馬派人通風報信。嚴世蕃聞訊本想逃回雷州，誰知早在林潤的監視之下，剛一出門，就被逮了個正著，隨後被押解進京，交由三法司審理。三法司，就是刑部（公安部）、都察院（監察部）和大理寺（最高法院），其長官分別是刑部尚書、都禦史和大理寺卿。像嚴世蕃這樣涉嫌謀反的大案，照例是要“三司會審”的。
嚴世蕃二進宮的消息轟動了京城。許多人額手稱慶，都認為沈煉和楊繼盛的冤案這回總算可以平反了。林潤和郭諫臣是這麼認為的，“三法司”長官黃光升、張永明、張守等人也是這麼認為的。因此他們在判決書裏，便大講嚴嵩父子如何迫害忠良，而且重提沈煉、楊繼盛案。草稿送到徐階那裏，徐階問，諸位的意思，不是想救嚴公子一條性命吧？黃光升幾個都說，當然不是，恨不得立馬就殺了他。於是徐階不慌不忙拿出自己的稿子，上麵一五一十列舉了嚴世蕃的“反跡”：什麼住宅私擬王府啦，什麼招募亡命之徒啦，什麼謀為外投日本啦，什麼串通裏應外合啦，不一而足，而且說得有鼻子有眼。蠱惑嚴世蕃在南昌稱王的，是彭孔；挑唆嚴世蕃勾結黑社會的，是典楧；煽動嚴世蕃裏通外國的，是羅龍文；協助嚴世蕃誘致外兵的，是牛信。黃光升等人一看就明白了，立即照抄上奏。結果，皇帝在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三月二十四日下詔，以“交通倭虜，潛謀叛逆”的罪名判處嚴世蕃死刑。而且，根據徐階的意見，並沒有“秋後處決”，而是“亟正典刑”。
沈煉和楊繼盛可以瞑目了，曆史也終於實現了“實質正義”，盡管方式是如此荒唐。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