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在於，張澧中他們這樣做，並不是他們膽大妄為，更不是他們的發明創造。全中國各省各府都是這麼做的，隻不過因為各地貧富不均，銀兩的數字有些出入罷了。大清帝國的官員們心裏都很清楚，他們的前程並不掌握在老百姓手裏，甚至也不掌握在皇上手裏，而是掌握在上級官員手裏。我們知道，當時全國共有18行省。每省一個布政使（藩台），一個按察使（臬台），就是32員。此外，一省一個巡撫（直隸、四川的撫職由總督兼領），共16員。直隸、兩江、閩浙、湖廣、陝甘、四川、兩廣、雲貴，各總督一員（山東、山西、河南三省沒有總督管），共8員。這樣，僅省與省之上級官員就有56人。皇帝能看住這些人，就算不錯。省以下的地方官，他其實是管不了的，得靠總督、巡撫、藩台、臬台他們來管。這個道理，道、府、州、縣們都明白。
問題是，上級官員雖然權力很大，油水卻不多，因為他們並不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而且，官越大，離老百姓就越遠，搜刮民脂民膏就越困難。這就要靠下級官員來“孝敬”。我們知道，帝國的官員包括中樞官員（京官）和地方官員（地方官），而地方官又可以分為兩大類，即“牧民之官”和“牧官之官”。州官、縣官是“牧民之官”，是管老百姓的。總督、巡撫、藩台、臬台、知府是“牧官之官”，是管下級官的。“牧民之官”地位低、權力小、油水大，“牧官之官”則相反。因此管官的官要靠管民的官來孝敬，中樞官則要靠地方官孝敬。地方官都有自己的地盤。這地盤上不但長莊稼，也出銀子、出女人。地方官要拿一點來用，是很便當的（州官和縣官則尤為方便）。老百姓是“羊”，地方官是“牧”。牧人要從“羊”身上拔幾根“羊毛”，還不是小菜一碟？
但地方官能夠當上牧人，全靠上級官員關照（總督、巡撫、藩台、臬台們則要靠京官關照）。那麼，難道不該貢獻一點“羊毛”？所以，作為一個地方官，招待來地方視察的上級官員，是他們的本分。下級地方官為自己的上級招待上級“出血”，也是他們的本分。比如省裏招待中央來的領導，當然要由縣裏出錢。中央來的領導雖然不會領縣裏的情，但省裏會領。作為一個縣長，這也就夠了。縣長隻要哄得省長高興，前程就有了保障。要他出點錢，他不會有意見。至於省裏在計劃外多要了一些，也不值得大驚小怪。縣裏向鄉裏、向百姓收稅收費的時候，不也是要多收一些的嗎？
因此張澧中他們的做法並不標新立異。他們遵守的，是官場中一條雖不成文，卻約定俗成彼此心照不宣的規矩，當時的說法叫做“陋規”，也叫“規禮”。反倒是林縣長的揭發有些“出格”，讓人覺得不可思議。大家都在做的事你也告，你這官還想不想當了？所以，楊巡撫看了張藩台彙報，便對陪同視察的朔平知府張集馨說：你們山西的吏風怎麼如此荒謬？
荒謬自然有荒謬的原因。原來，前次省裏派一位姓虞的知府到介休縣查案子的時候，林縣長卑躬屈膝百依百順，要什麼給什麼。就連虞專員要泡妞，林縣長都幫著找人，臨了還讓他腰包鼓鼓，滿載而歸。然而虞專員回到省裏卻沒有說林縣長的好話，反而攛掇張省長把林縣長的一個小岔子上報中央，害得林縣長雞飛蛋打，丟了烏紗帽。你想，縣長巴結專員、省長，不就是想落點好處麼？即便不能青雲直上，至少也得保住頂戴。現在倒好，林縣長不但沒了升官的希望，連一個小小的縣太爺也做不成了，那他憑什麼還要巴結你？他又豈能不報這一箭之仇，豈能不設法把自己的“損失”補回來？林縣長心裏很清楚，張省長斷然不敢將材料上交。那好，老子就狠狠敲你一筆，讓你們知道七品芝麻官也不是好惹的！俗話說，光腳的不怕穿鞋的。林縣長現在成了光腳的，他怕什麼！
這件事最後由二品大員張省長向林縣長低頭，重金買回舉報材料了結。具體的價碼，是現銀一萬（可以買三個縣職），並將林縣長任期內的虧空一筆勾銷，由後任承擔。作為知情人之一，時任朔平知府的張集馨在他的《道鹹宦海見聞錄》一書中記錄了此案的全過程。吳思的《潛規則：中國曆史中的真實遊戲》（以下簡稱《潛規則》）一書也引用了此案。根據這個案例，也根據其他證據，吳思先生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曆史上的中國官場實際上不是按照中央精神和紅頭文件來運作，而是靠一係列雖不成文卻約定俗成、彼此心照不宣且行之有效的規矩來維持的。這樣一種規矩，吳思先生稱之為“潛規則”；而在我看來，由此表現出來的腐敗，就該叫做“非典型腐敗”。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