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錢穆《中國曆代政治得失》
錢穆先生《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一書，幾乎從頭到尾都貫穿了這樣一個觀點：“任何一製度，絕不能有利而無弊。任何一製度，亦絕不能曆久而不衰”；但在其創立之初，則一定是利大於弊的，也一定是好的或比較好的。因為在錢穆先生看來，隻有處以公心而創立的才可以叫製度，出於私心的則隻能叫法術（方法和權術）。“法術隻是些事情和手段，不好說是政治。”因此，人類曆史上所有的政治，隻要可以當之無愧稱為製度，開始時便一定是好的或比較好的。但久而久之，則又一定會變壞，所以需要變法和改製。
這就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很想知道這是為什麼。對此，錢穆先生的解釋是：“一項好製度，若能永遠好下去，便將使政治窒息，再不需後代人來努力政治了。”這當然也是一種解釋，但卻不能就此止步。如果這樣一講便釋然，那就連曆代政治的得失也用不著討論，──反正任何製度，為使後人“繼續努力，永久改進”計，總是要預留將來變壞之餘地，或者再好的製度實行了一兩百年以後也終究是要變壞的。那又管他做甚呢？到時候再說好了。
我想這決非錢穆先生的本意。何況就算如此，曆代政治的得失也還是要檢討。這正如我們大家都知道一個年輕人若幹年後肯定要變老，最後還會死，卻仍然要研究人為什麼會生老病死一樣。其結論，當然不能是“人總是要死的”。同樣，我們研究曆代政治製度，結論也不能是“任何好製度總是要變壞的”。我們要弄清楚的是：第一，好製度是怎樣變成壞製度的；第二，好製度何以變成了壞製度；第三，我們能不能防止好製度變成壞製度。
回答這三個問題，可以有不同立場和方法。站在古人立場，以當時人切身感受為依據的，錢穆先生稱之為“曆史意見”。站在今人立場，根據自己所處環境和需要來批評的，錢穆先生稱之為“時代意見”。如果站在研究者的立場，發表自己個人看法的，又該叫什麼呢？錢穆先生沒有說，姑且叫做“個人意見”吧！上述三個問題，第一個關乎史實，需要“曆史意見”；第二個關乎認識，恐怕非有“時代意見”不可。至於第三個問題，能不能回答都很可疑，則大約隻能發表一點我自己的“個人意見”了。這是需要聲明的第一點。
第二點，即我們將要討論的，隻是中國傳統的政治製度，既不包括外國的，也不包括現在的。而且講傳統政治製度，也隻限於從秦漢到明清。這是因為本文作為一篇讀書筆記，自然應以錢穆先生的範圍為範圍。何況錢先生劃定的範圍，也並非沒有道理。第一，真正影響當代中國的，是秦以後的製度，不是秦以前的。第二，我們中華民族進入國家時代的時間雖早，但直到秦漢，所謂“中國”才在法理上正式成為“一個國家”。在此之前，則是“許多國家”。而且，自從秦始皇把這“許多國家”或“若幹國家”變成“一個國家”以後，中國就基本上是“一個國家”了。其間雖有分裂，有反複，有變動，有多民族政權或同一民族多個政權的共存（如漢末同時存在魏蜀吳三個漢族政權，宋代同時存在宋、遼、金、西夏、大理多個政權），但在中國人心目中，仍以漢、唐、宋、明、清這些統一大王朝為正宗，為正統。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傳統政治製度，也可以說就是漢、唐、宋、明、清的製度。
漢、唐、宋、明、清的製度是秦開創的。所謂“百代皆行秦政治”，應該說是曆史的事實，也是科學的結論。因此，我們在討論好製度是怎樣和何以變成壞製度之前，便先要討論秦製度，即弄清秦進行的究竟是一場怎樣的革命，它開創的又是一種什麼製度。
這就得先說點我的“個人意見”。
我以為，就國家製度而言，中國曆史上可以說有三次巨變，即西周封建、秦滅六國和辛亥革命。三次變革的意義，都在於建立了一種新的國家製度。辛亥革命以後建立的，是“共和製”（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共和製）；秦滅六國以前實行的，則可以稱之為“邦國製”。邦國，是類似於聯邦或邦聯的國家製度。為什麼說是“類似於”呢？因為邦國和聯邦或邦聯形似而神不似，或者說“似而不是”。聯邦和邦聯的共同特點是有憲法。邦聯內各國都有自己的憲法，聯邦則不但各邦或各州（state）有自己的“邦憲法”或“州憲法”，還有統一的“聯邦憲法”。這是邦國沒有的。西周沒有，東周沒有，春秋戰國也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