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有條件去寫一部成功的羅馬通史，也沒有時間去寫一本有關羅馬的專門史。即使寫了，也不會超越最優秀的曆史學家，超過阿庇安和蒙森，甚至科瓦略夫
都是不可能的。雖然“上帝在細節中”，但是本書也不會故意鋪陳太多的無關緊要的細節去包裹所謂“真理”，我更傾向於把自己思考的直接表達出來，這是一種文藝複興時期的散文風格。在這方麵，笛卡爾、馬基雅維裏、孟德斯鳩和培根都是最佳典範，而那種經院主義的寫作方法，長篇巨著，隻有真正的天才才有可能掌控。在密爾的眼裏，整個十八世紀隻有愛德華?吉本一個人做到了。更多的作家們隻會在裏麵迷失方向，作品變得冗長無趣，作家成為不幸者。
事實上，我也不可能願意去寫一部羅馬史，因為我並非為了寫作羅馬史而寫羅馬史，我是為了自己腳下的土地而寫，為了祖國而寫。從寫作素材對作品思想的影響來說，《帝國的命運》並不是一部缺了羅馬史就不可能寫就的作品，但或許是一部不能令人信服的作品，羅馬史隻是本書的一個強有力的支撐。我對中國的期待，是通過思考羅馬史來闡發的。
無論是在地理上和時間上，古羅馬距離現在的中國都是遙遠的，它們兩者雖然偶爾間接的接觸過，卻無疑彼此都是陌生者。可如果把它們置於大腦的會議室裏交談和握手，不僅是可能的，而且能夠獲得有益的內容。不僅如此，一種穿越漫長曆史而來的現實聯係，也需要我們的研究，這種聯係是，共和國作為一種政治製度，其源頭在古希臘羅馬那裏，特別是羅馬人的實踐那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