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並不奇怪。因為士雖然沒有領地，也沒有主權和治權，卻有自由人的身份和一身的本領。而且，正因為他們沒有領地，也就沒有拘束，反倒比天子、諸侯、大夫自由，當然可以今天依附這個，明天幫助那個。但是，邦國製度解體，天下歸於一統以後，這個活躍的力量就成了帝國的不安定因素。這時，做文秘的文士已成為儒，做刺客的武士已成為俠。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他們都為集權製度所不容，於是有漢武帝的剿滅武俠，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可惜，俠也好儒也罷，都剿不勝剿。他們就像那“離離原上草”，當真“一歲一枯榮”。隻要一有風吹草動，便會跳出來破壞搗亂，包括俠的無法無天和儒的胡說八道。
何況武俠可以剿滅，儒生卻不能殺光。因為武俠的任務可以由軍隊來承擔，儒生的工作卻無法由吏員來完成，除非那吏員原本是儒生（文官）。我們知道，帝國作為權力社會，它在本質上是“文治”的（即依靠權力這種非典型暴力來維持統治）。既然本質上是“文治”，文官和儒生就是治國的主要依靠對象了。所以儒生不但不能“剿”，還得“用”。問題在於，從邦國時代過來的儒生還保留著自由散漫和仗義執言的個性。因此，如何讓這些搞慣了“自由化”的儒生為其所用，是帝國必須考慮的問題。另一方麵，儒生也在尋找出路，而最好的出路莫過於為帝國效勞。這一點他們倒大多想得通。第一，儒生作為“毛”，總歸要依附在一張“皮”上。附在諸侯身上是依附，附在皇帝身上也是依附，沒什麼兩樣，而且附在皇帝身上更體麵，再說除了皇帝也沒別人可依附。第二，儒生飽讀詩書，原本就是要為政治服務，即所謂“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如果不為帝國效勞，豈不是浪費?第三，儒生的抱負，如前所說，從來就是“修齊治平”。現在，身已修好，家無可齊，如不“平治天下”，如何施展抱負?而如不投靠帝國，又如何經世濟民?再說，如果這樣一些知書達理、通曉先王之道的人不去治理國家，卻讓昏官武夫胡作非為，則奈天下蒼生何?於心不忍啊!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