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當然需要學習。上層統治者需要學會使用權力，下層老百姓需要學會適應權力，而學習的最好方式莫過於“無為而治”。好在天賜良機，秦的二世而亡使西漢初年的統治者不敢也不能再施暴力。包括他們自己在內，全國上下對秦的“暴政”無不懷有切膚之痛，而且心有餘悸，記憶猶新。當此之時，除了實行“開明專製”，也沒有別的辦法。何況作為一個替代他人行使絕對權力的集團，如果不給人民一點實實在在的好處，恐怕連他們自己也說不過去。正如黃仁宇先生在《赫遜河畔談中國曆史》一書中所說，他們執掌的皇權，除了“奉天承運”和“為百姓服務”之外，找不到一個能夠更好地支持其存在和作為的邏輯。因此，“在一個廣大的領域之上行專製，必自命開明”;而一個王朝無論最後是否走向專製，在其開國之初，也總是會有一段時間的相對節儉和寬鬆。於是，高明的漢高祖劉邦，就做出了兩個聰明的決定。一是將秦代名目繁多的刑律簡約到隻有“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這樣一句話，即“約法三章”;二是最大限度地減輕人民的負擔，放棄那些暫時可以不要的盤剝，即“與民休息”。說起來那時也真苦，就連皇帝都配不起由四匹純色駿馬駕駛的專車，文武百官甚至隻能坐牛車，因此都能艱苦樸素，以身作則，克己奉公。高祖的幾個子孫也表現出極大的克製力。漢初規定地稅不過十五分之一，景帝時又減到三十分之一，不滿千錢的貧困戶還能得到國家救濟。文帝劉恒和景帝劉啟，輕刑法，減賦稅，親儒臣，求賢良，自己則恭儉無為，不事更張。這樣經過多年努力，就形成了帝國創立以來第一次被史家稱羨不已，號稱“文景之治”的相對安定繁榮局麵。現在我們已經無法確知，漢初這幾位皇帝的克製和讓步，究竟有幾分出於自願，幾分出於無奈。但可以肯定，帝國在本質上是聚斂的，盡管這種聚斂通常表現為非暴力或者非典型暴力，卻不會因此而不是聚斂。作為寄生在帝國軀體上的吸血動物，統治集團如不聚斂就無法生存。之所以說是“寄生”，是因為他們在征收了賦稅之後，並不像現代國家的政府那樣為納稅人提供相應的服務，而是用於滿足自己的窮奢極欲，包括他們的好大喜功。因此我們不能指望他們不聚斂，正如我們不能指望他們不專製。同樣，正如最“好”的專製不過是“開明專製”，最“好”的聚斂也不過是“有限聚斂”。它的下限，是不能殺雞取卵，竭澤而漁。如果在聚斂之餘，一般民眾尚能維持溫飽，即是太平。若能“五十衣帛，七十食肉”，那就是盛世了。所謂“文景之治”便大體如此。這就為漢武帝的大顯身手提供了一個平台。
這裏有一係列的曆史事件，比如削藩，比如鑄錢，比如土地私有，比如鹽鐵專賣，比如獨尊儒術。所有這些，都是圍繞中央集權來進行的。事實上，統一和集權從來就沒有停止自己的步伐(比如不動聲色地將某些有錯或無錯的藩國借故削除)。隻不過到了漢武帝時，已是全麵出擊，左右開弓，從政治經濟，到思想文化，一直深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
首先是限製民間的財力。這就是鹽鐵專賣和官方鑄錢。我們知道，冶煉、製鹽和鑄錢，是當時的三大暴利行業。秦始皇一統天下之後，理所當然地將其全部收歸國有。西漢初年，漢高祖劉邦向豪強讓步，允許民間私營，結果給帝國造成極大的危害。公元前154年，吳王劉濞膽敢領頭造反，就因為吳國地處長江下遊，煎礦得銅，煮水為鹽，雄厚的財力成為他謀反的後盾。覆轍豈能重蹈?因此漢武帝軟硬兼施，一麵立法嚴禁鹽鐵私營，一麵招募歇業的鹽商鐵商為鹽官鐵官，從此開官營工商業之先河;而那些民營工商業，則從此一直受到帝國的遏製和壓榨，隻能在夾縫中艱難地生存。
其實這正是帝國製度的題中應有之義。實際上，任何一個集權的社會，一個有可能由集權發展為專製的社會，都不會允許民間資本形成規模，因為那會造成一個足以與自己抗衡的財力社會。歐洲的帝國和王國，就是被這樣一些由民間資本形成的財力社會搞垮的。中華帝國的維護者們當然不會有這樣的“先見之明”，預見到資本社會遊戲規則對專製社會王綱道統的顛覆。他們當然也意識不到市場經濟的自由本性是專製和集權的死敵，但卻對工商業懷有一種近乎本能的忌恨和敵視。比方說，後來明代江南商人沈萬三出巨資讚助朱元璋修城牆，並表示願意犒賞軍隊，卻招致殺身之禍(後改為流放)，便是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