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坑事業要商量
作為一個享國極久、好大喜功又確有建樹的君主，漢武帝劉徹在曆史上常常被看作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即所謂“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正是他，對內奠定了中央集權的基礎，對外“鷹擊為治”，平南越，征朝鮮，伐匈奴，通西域，使大漢聲威遠播海外，王朝國勢達於頂峰，也使他自己當之無愧地成為一個曆史坐標。平心而論，漢武帝的文治武功，基本上都不過是利用前人奠定的基礎，完成前人未竟之事業。長袖善舞，多財善賈。漢武帝的大顯身手，大有作為，全憑從惠帝、高後到文帝、景帝數十年積累的政治資源和國家財富。甚至就連軟硬兼施的治國方略，也是其先祖留下來的，隻不過被他用得左右逢源得心應手而已。
那麼，漢武帝就沒有“創造”嗎?有。比如“獨尊儒術”就是。據《漢書·董仲舒傳》，這事原本起因於董仲舒的一次對策---“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這就是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這樣一個重大的決策，絕不是董仲舒一時興起的隨口建議，也絕非漢武帝一時衝動的胡亂拍板，而是中國曆史上統治階級與民間思想之間最成功、也是唯一一次成功的交易。我們知道，這次交易的有效期竟長達兩千多年。因此，它隻能是雙方長期探索和深思熟慮的結果。
董仲舒是乙方的代表，他代表著一種學說和一個階層。這種學說就是儒學，這個階層就是“士”。士，原本是邦國時代最低一級的貴族，其上依次是大夫、諸侯和天子。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大夫有家，他們都是“領主”。士卻沒有領地，頂多有一塊沒有主權和治權的田地(士食田)。沒有領地，所以沒什麼家產。因為是貴族，所以不事生產。沒有家產又不事生產，就隻有“寄生”。所以士的依附性極強。他們是“毛”，必須依附在一張“皮”上。事實上，士的安身立命之本，無非修齊治平。修，就是修身;齊，就是齊家;治，就是治國;平，就是平天下。第一件事是士自己的，後麵三件事則分別是大夫、諸侯和天子的，但需要士來幫忙。也就是說，士，首先要管好自己，加強道德修養，學成文藝武藝，這就是修身;然後幫助大夫打理采邑，這就是齊家;輔助諸侯治理邦國，這就是治國;協助天子安定四海，這就是平天下。總之，士一定要有所作為，也一定要有所依附。於是，文士便依附於諸侯大夫，替他們出謀劃策(也兼做文秘);武士便依附於霸主梟雄，替他們出生入死(也兼做刺客)。而且，由於士沒有不動產，所以流動性很大;又由於他們有一技之長，所以頗受歡迎。因此，士們便朝秦暮楚，出將入相，遊走於各國之間，號稱“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為趙趙完，畔(叛)魏魏傷”(王充《論衡·效力》)，成為春秋戰國時期一股十分活躍的力量。
這也並不奇怪。因為士雖然沒有領地，也沒有主權和治權，卻有自由人的身份和一身的本領。而且，正因為他們沒有領地，也就沒有拘束，反倒比天子、諸侯、大夫自由，當然可以今天依附這個，明天幫助那個。但是，邦國製度解體，天下歸於一統以後，這個活躍的力量就成了帝國的不安定因素。這時，做文秘的文士已成為儒，做刺客的武士已成為俠。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他們都為集權製度所不容，於是有漢武帝的剿滅武俠，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可惜，俠也好儒也罷，都剿不勝剿。他們就像那“離離原上草”，當真“一歲一枯榮”。隻要一有風吹草動，便會跳出來破壞搗亂，包括俠的無法無天和儒的胡說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