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況武俠可以剿滅，儒生卻不能殺光。因為武俠的任務可以由軍隊來承擔，儒生的工作卻無法由吏員來完成，除非那吏員原本是儒生(文官)。我們知道，帝國作為權力社會，它在本質上是“文治”的(即依靠權力這種非典型暴力來維持統治)。既然本質上是“文治”，文官和儒生就是治國的主要依靠對象了。所以儒生不但不能“剿”，還得“用”。問題在於，從邦國時代過來的儒生還保留著自由散漫和仗義執言的個性。因此，如何讓這些搞慣了“自由化”的儒生為其所用，是帝國必須考慮的問題。另一方麵，儒生也在尋找出路，而最好的出路莫過於為帝國效勞。這一點他們倒大多想得通。第一，儒生作為“毛”，總歸要依附在一張“皮”上。附在諸侯身上是依附，附在皇帝身上也是依附，沒什麼兩樣，而且附在皇帝身上更體麵，再說除了皇帝也沒別人可依附。第二，儒生飽讀詩書，原本就是要為政治服務，即所謂“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如果不為帝國效勞，豈不是浪費?第三，儒生的抱負，如前所說，從來就是“修齊治平”。現在，身已修好，家無可齊，如不“平治天下”，如何施展抱負?而如不投靠帝國，又如何經世濟民?再說，如果這樣一些知書達理、通曉先王之道的人不去治理國家，卻讓昏官武夫胡作非為，則奈天下蒼生何?於心不忍啊!
有了諸如此類的“正當理由”，儒生便認為應該盡可能主動地投懷送抱。因此，漢高祖天下初定，叔孫通就趕去效力;漢武帝金殿問策，董仲舒就對答如流。一方正要招安收編，另一方也正要賣身投靠，雙方各有所需，自然一拍即合。
不能說在此之前就沒有人起過這種念頭，帝國也應該早就看出了士們既獨立又依附的雙重性，這是他們能夠達成交易的根本原因。然而董仲舒與漢武帝一拍即合，卻因於一個更重要的共識，那就是:統一的帝國應該有統一的思想。據《漢書·董仲舒傳》，董仲舒對漢武帝說:孔子作《春秋》，講的就是天下一統。這是宇宙間的永恒規律(天地之常經)，人世間的根本道理(古今之通誼)。可是現在，學說不統一(師異道)，議論不統一(人異論)，各人有各人的主義(百家殊方)，各派有各派的路線(指意不同)，皇上不能一統天下(上無以持一統)，國家無法製定政策(法製數變)，人民無所適從(下不知所守)，怎麼能做到孔子提出的“大一統”?言外之意也很清楚:沒有統一的思想，哪有統一的帝國?
這是秦始皇也曾考慮過的問題，隻不過他選錯了對象(推崇法家)，找錯了幫手(以吏為師)，用錯了手段(焚書坑儒)。法家思想是一種政治謀略學，用來武裝帝王可以，用來教育人民就太不合適。法家思想培養的吏員，也隻能處理一些技術層麵上的問題，教化民眾則力不從心。像商鞅那樣使用暴力就更是大錯特錯，思想問題豈是暴力可以解決的?漢初提倡的黃老之學也不行。那種思想倒是溫柔，卻隻能造就清靜無為和一盤散沙，不能造就大一統，更不能幫助好大喜功的君王成就霸業和帝業。但是現在好了，董仲舒幫帝國解決了這個難題。董仲舒告訴漢武帝:統一的帝國需要統一的思想，這就是儒家思想。或者更準確地說，就是經過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