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是一種蘊含著社會理想的政治倫理哲學。按照儒家的學說，理想的社會應該既有秩序又很和諧，既有等級又有詩意。這其實也是帝國的理想---天下一統，井然有序，安定祥和。當然，儒生可能更看重“仁愛禮讓”的詩意，帝國則更看重“君君臣臣”的秩序，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共同把儒學當作旗幟和招牌。何況先秦原始儒學經董仲舒的改造後，已經摻入了陰陽五行之類的玩意，構成了一個“天人合一”的體係。按照這個體係，人道即天道。天尊地卑，所以君尊臣卑，官尊民卑，父尊子卑，夫尊妻卑，皇帝理所當然地占有宇宙秩序中的最高地位，這當然很對帝國的胃口。
儒學的另一個好處，就是簡單易行。比如“出必告，反(返)必麵”(出門的時候要告訴父母一聲，回來後也要打個招呼)，就不是什麼難做的事情。這就有利於統治那些沒有多少文化的庶民，有利於帝國思想的深入人心。既能尊君，又可愚民，還便於操作，豈有不欽定為官方意識形態之理?於是從漢到清，中國的思想學術界就幾乎成了儒家的一統天下;而那個原本脫穎於百家爭鳴的儒學，則由一家之言的民間思想，變成了至高無上的官方哲學。統治者可以用來治國，也可以用來殺人，當然，更多的是用來謀殺各種思想。
董仲舒不愧為“帝製思想家”，他確實為帝國的長治久安找到了一個良策。在此後的兩千多年裏，盡管王朝的更替在所難免，帝國製度卻穩如泰山。這不能不“歸功”於儒家思想對人們尤其是對知識階層的影響。即便在王朝的末年，士人(讀書人)也很少參加造反，頂多也就是幾個“落第舉子”混跡其間。另一個可以用來作為佐證的事實是，將起義者們凝聚在一起的也從來不是儒家思想，而是非儒家甚至反儒家的民間宗教信仰，從漢代的赤眉、黃巾、五鬥米教，到後來的白蓮教、太平天國，都如此。
這也是一筆雙方都很合算的買賣。儒生向帝國奉獻自己的知識和忠誠，帝國向儒生開放自己的官位和俸祿;儒生從帝國那裏謀取了生存的空間，帝國把儒生從潛在的反對派變成了國家的支柱;儒生利用自己的知識給皇帝的至尊地位披上合法的外衣，帝國利用自己的權力讓儒學在諸多學說中獨尊;儒生獲得了對意識形態的壟斷，帝國則把它變成了自己的統治工具。一個獨尊，一個至尊，一個壟斷，一個把玩，他們當然會拍板成交。這又是一筆不平等的交易。盡管帝國承諾要按照儒家思想來治國，但在事實上，帝國是行王道還是行霸道，卻完全由不得儒生。王道好用夠用時，自然不妨溫文爾雅，歌舞升平，一旦不夠趁手，就會翻臉不認人，大打出手，甚至殺人如麻。總之，帝國可以隨心所欲地拒不履行合同，誰都奈何不得。相反，儒生卻必須履行“魔鬼協議”---從此交出靈魂，不再有自由的思想和思想的自由。而且，由於董仲舒代表儒生所作的這一次集體出賣，中國知識界在今後漫長的歲月裏，還要遭受無數次磨難和摧殘。
但對於漢武帝來說，這一手卻堪稱“高明之至”。從根本上講，他和秦始皇一樣主張統一思想。他的“獨尊儒術”，其實正是秦始皇“焚坑事業”的繼續。但他知道，要統一思想，靠殺人是不行的，得靠誅心。韓非有雲:“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韓非子·說疑》)那麼，殺其人就是最次的了。相反，收買人心則是成本最低而效果最好的辦法。當然，軟硬兼施仍有必要。獨尊儒術就是軟，罷黜百家就是硬。顯然，這裏隻有手段的不同，沒有本質的區別。正如顧頡剛先生《秦漢的方士與儒生》所言:“秦始皇的統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讀書，他的手段是刑罰的裁製;漢武帝的統一思想是要人民隻讀一種書，他的手段是利祿的誘引。結果，始皇失敗了，武帝成功了。”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帝國製度靠獨尊儒術得以延續，也將因罷黜百家而喪失活力。“百家罷後無奇士，永為神州種禍胎”(於右任語)，誠哉斯言!隻不過這筆賬要到很久以後才會得到清算，而且得由大清帝國來埋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