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成為帝國的黃金時代，原因是多方麵的。魏晉南北朝長達三百多年的動亂是一個原因(這一點我們後麵還要再說)，隋的統一中國也是一個原因。沒有魏晉南北朝三百六十九年注入的生命活力，沒有隋的創業奠基，就不會有大唐盛世。從這個意義上講，唐太宗的所謂“貞觀之治”，不過是摘了個桃子。當然，能夠摘桃子，而不是像隋煬帝那樣把桃子丟了，應該說還得歸功於李世民的雄才大略和改革開放。
李世民非常得力的舉措，就是堅持、發展和完善了隋王朝創立的兩個製度---科舉製度和官製製度。《新唐書》的《選舉誌》一開始就說:“唐製:取士之科多由隋舊。”其中一個重要的規定，就是“學者皆懷牒(譜籍)自列於州縣”，也就是憑戶口或出生地證明自由報名參加公開的考試，並根據考試的成績成為國家公務員的候選人。這就是科舉製度。科舉製度是一種人才選拔製度，中國古代叫“選舉製度”(選就是選擇，舉就是提拔)。這樣一種製度，要遠比秦漢的察舉(察舉征辟)和魏晉南北朝的薦舉(九品中正)，更合理也更有利於國家。它的意義，我們以後還要再說(詳本書第三章)。這裏要說的是，正因為科舉製度既有利於人才選拔，又有利於中央集權，因此它也就被後世王朝所繼承，並視為關係到王朝命運的頭等大事，而且一直延續到公元1905年。
與此相同步，自隋始，郡縣僚屬(副職)不再由主官(正職)自辟(自己選配)。“大小之官悉由吏部”，也就是所有的官員都由中央任命。這無疑是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另一項也是由隋創立的重要製度是“三省六部製”，即中央機關分為尚書、中書、門下三省，其中尚書省下又分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中書省負責辦理下行的文件，門下省負責審核上行的公事，尚書省總攬六部，負責所有的行政工作。這樣看來，中書省有點像立法部門，門下省有點像監察部門，尚書省則有點像行政部門。三省分權，同為宰相。但這種“分權”(實為分工)，隻是為了皇帝更好地集權，甚至隻是為了更好地辦公(中書、門下兩省其實不過是皇帝的秘書班子)，和西方的“三權分立”完全兩碼事。不過“三省六部製”的意義仍不可小看。我們知道，中國曆史上任何統一王朝都是巨型帝國。任何一任皇帝無論賢愚，都必須也隻能依靠官僚集團來管理國家。這個官僚集團曆朝曆代人數不一，但即便精兵簡政，對於那位“孤家寡人”來說仍未免過於龐大。如果沒有起碼的權力製衡，沒有相應的製度安排，權力的運行就將無法控製。因此，帝國製度建立之初，即有行政、軍事、監察的“三權分列”;至隋唐，則又有尚書、中書、門下的“三省分權”。這是因為，雖然行政、軍事、監察三權已分掌分治，但行政權(相權)仍嫌過重，有威懾君權之虞。這就要再分一次，即削減相權。宋代開國以後，太祖鑒於唐末五代政局紊亂，內則權奸專橫，外則藩鎮跋扈，乃盡收地方之權於中央，複收中央之權於君主，實行唐末以來文武分權的中書省與樞密院“二府製”，進一步用樞密院來製約中書省(宋代中書省其實包括唐之尚書、中書、門下三省)。到了明代，朱元璋幹脆取消宰相，皇帝由國家元首而兼任政府首腦，就更是集權了。當然這是後話(詳見下節)。總之，科舉製度選拔官員，三省製度製約權力，有了這樣一個基礎，大唐帝國就可以實行它的全麵對外開放政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