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權，再集權
曆史的經驗總是會引起注意，前車之覆也理所當然地是後車之鑒。然而，作為集權主義者，尤其是那些傾向於專製和獨裁的“雄略之主”，幾乎沒有一個人會認為前朝的覆滅乃是因為過度的集權。他們隻會得出相反的結論。因此，他們的吸取教訓，也隻能是專製、專製、再專製，集權、集權、再集權。
宋、明、清三朝的情況，大體如此。
北宋帝國的鞏固政策，周穀城先生概括為四句話:集兵權於中央，以文臣知州事，提高監察之權，優待被征服者(《中國通史》)。宋太祖趙匡胤是軍人出身。他能夠當上皇帝，就因為他握有兵權。他比誰都知道軍隊的重要和危險。因此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確保他自己和他的子孫後代絕對能夠指揮軍隊，而不是軍隊指揮他們。這件事甚至被說成一個具有戲劇性的故事---杯酒釋兵權。但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而是表現為一係列的措施。
宋代的軍隊，大體上可以分為四類:禁軍、廂軍、鄉兵、藩兵。禁軍就是中央軍，也是帝國的“精銳部隊”;廂軍就是地方軍，即諸州之兵;鄉兵則是雜牌軍，甚至是鄉勇、團練之類;至於藩兵，大約連有組織的民兵都算不上，隻能算是散兵遊勇，因此史家也有不把藩兵計算在內的。顯然，諸軍之中，最重要的是禁軍。宋太祖奪回來的，就是這一部分的兵權。奪回來以後，全部集中在京師，統一指揮，統一操練，統一調動，並指派最優秀的教官(《水滸傳》所謂“八十萬禁軍教頭”，大約就是此類人物)。其中最精銳的“帝國衛隊”，皇帝還要親自檢閱。禁軍根據國家需要輪流調往各邊陲重鎮，且三年調防一次。統軍的將領，一律由中央政府任命的文官擔任。這些文官，也是要輪值的。鎮州的廂軍，也要調防。總之，練兵的不帶兵，帶兵的不統兵。地方上沒有常駐的部隊，部隊上沒有常任的將領。這就叫“兵無常帥，帥無常師”(部隊沒有常任的指揮官，指揮官沒有常屬的部隊)。這當然有好處。最大的好處，就是任何人都不可能把國家的軍隊變成自己私人的軍隊。要知道安祿山之流之所以能夠造反，就因為軍隊是他們自己的，手下的將士隻認統帥，不認皇帝。一旦統帥有心謀反，頃刻之間就會大起禍端。即便一時不反，像中晚唐的節度使那樣擁兵自重、尾大不掉，也是朝廷的心腹之患。所以，有宋一朝，防兵如防賊，絕不允許出現兵權大於皇權的可能。實際上嶽飛之所以被殺，就因為他有“嶽家軍”，還有一個很不合適的口號“撼山易，撼嶽家軍難”。這就犯了趙宋王朝的大忌。更何況這時的趙宋，又是一個搖搖欲墜的逃命王朝，豈能不神經過敏，必欲去之而後快?說到底，秦檜其實不過幫趙構去了一塊心病而已，正所謂“笑區區一檜亦何能?逢其欲”(文征明《滿江紅》)。不過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像這樣上下脫節，毫無凝聚力的軍隊，在戰爭中能不能奮勇當先，所向披靡，卻又是一個大問題。兵權是奪回來了，但軍隊也廢掉了。事實上，有宋一代，也幾乎被公認為是戰鬥力最弱的一個王朝。不但並無能力收複失地，最後連半壁江山也保不住;而讓寡婦上陣打仗，將軍徒喚奈何的故事，大約也隻能在這個朝代上演。
這可真是讓人哭笑不得。唐解放思想，結果放縱了軍人，引來殺身之禍;宋加強集權，結果限製了軍隊，喪失抵抗能力。帝國製度的左右為難，由此可見一斑。
於是到了明清兩代，最高當局就覺得必須進行製度的改革。
改製是從明太祖朱元璋開始的，此人也是一個集權主義者。他的統治手段，也可以概括為四句話:厲行集權製度，提高專製權威，屠殺文武功臣，整頓地方吏治(請參看周穀城《中國通史》)。這就比趙匡胤厲害多了。趙匡胤不過奪了武將的權，而代之以文官，朱元璋則還要奪文官的權。我們知道，明代原本是有宰相的，明代的宰相叫丞相。明代也原本是有相府的，明代的相府叫中書省。但是，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借左丞相胡惟庸“謀逆”一案發難，撤銷中書省，不再任命丞相，皇帝直轄六部。清人入關以後，承襲明製，也不設宰相職務，從秦漢開始實行了一千六百年的宰相製被徹底廢除。這是一個重大的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