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的務虛不務實，早就在許多地方表現出來了。劉備臨終之前特意告訴他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但他偏偏和馬謖這樣的人談得來，其結果是失了街亭，葬送了一次東征，馬謖也因此丟了性命。可是，諸葛亮在“揮淚”之時，隻是自責用人不當，何嚐對自己的性格作深層的反思？
當其隆中“三分天下”之時，何其雄闊。然而，當其五丈原上遍視左右，無人可托時，又是何等的淒涼！諸葛亮秋巡五丈原，自覺涼風刺骨，不久於人世，不自覺地發出“悠悠蒼天，曷其此極”的慨歎時，他可曾想到這一點？
對於諸葛亮，曆史的評價與道德的評價往往是大相徑庭的。崔浩在《典論》中這樣評價道：“在九州鼎沸之際，英雄奮發之時，諸葛亮與劉備君臣相得，魚水為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荊州，退入巴蜀，誘奪劉璋，偽連孫氏，守窮崎嶇之地，號邊鄙之間。隻可以說他像漢朝偏安一隅的趙佗，怎能與漢初的丞相蕭何、曹參相比呢？”
杜甫說：“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功臣。”對諸葛亮表現出了毫無保留的讚揚與同情。然而，當我們用道德的眼光來評價一切的時候，我們哪裏還看得到曆史呢？實際上，這種評價標準的背後，就隱藏著深刻的悲劇。
（參見《三國誌》、《三國誌注》、《三國演義》等）
3.中國的“法”
以法治國乃至以法立國是我們十分向往的事情，似乎古今中外都是這樣。然而，奇怪的是，中國古代的法家思想既然極為發達，我們為什麼就一直不能以法治國呢？下麵這則故事也許對我們理解這個問題有一些幫助。
有一次，秦襄王病了，一些百姓聽說後，便祈禱神靈，想讓襄王早些恢複健康，這確實是百姓對國君敬愛的表現。後來，他們知道秦襄王病愈，就又殺牛宰羊，祭祀神靈，表示感謝。
秦國的郎中閻遏、公孫衍外出，見百姓殺牛祭祀，深感奇怪，就問：“現在既不是社日，也不是臘日，你們為何殺牛祭神？”
百姓們說：“聽說國君病了，我們為他祈禱，如今國君病好了，我們殺牛感謝神靈保佑。”
閻遏、公孫衍聽說後，既吃驚又高興，想向秦王邀上一功。於是，他倆趕緊回到宮裏，向秦襄王道賀，說：“恭喜大王，您在國中的德行應該是超過古代賢君堯舜了。”秦襄王不解地問：“此話何意？”閻遏、公孫衍說：“堯、舜之時，也從未聽說有百姓為他的健康長壽而祈禱。如今，您有病而百姓為您祈禱，您病愈百姓為您殺牛祭祀，感謝神靈，這是自古未有的事。所以，我們認為您的功德高於堯舜。”
秦襄王聽了這番話，想了一想，便問是什麼地方的百姓這麼幹的，二人還以為國君要感謝那些百姓，便詳細地說明了情況。秦襄王問明以後，便對那裏的地方官及百姓進行了責罰。閻遏、公孫衍見此，雖然覺得莫名其妙，但也嚇得不敢多問。
幾個月以後，在一次宴會上，閻遏、公孫衍見秦襄王高興，才敢趁機問道：“臣下前些日子認為大王德超堯舜，並非是阿諛奉承之言。堯舜病，未見民為之祈禱。如今大王有病，民為您殺牛祈禱。可您聽說後，不但不喜，反而對百姓進行責罰，這是為什麼呢？”
秦襄王說：“你們應該知道這其中的緣故。老百姓之所以為我所用，不是因為我愛他們，而是因為他們懼怕我的權勢，是因為我使用權勢讓他們服從我。如今，他們因我病而為我殺牛祈禱，說明我已經放棄了權勢而與他們講仁愛了，其實這樣很危險，如果真是這樣的話，一旦我對他們不愛了，他們就會不被我所用。所以我要責罰他們，以絕愛民之道，立法勢的權威。”
真乃一語道破天機。原來，中國古代的法治思想並不是為了建立良好的社會秩序，以維護人民的利益、社會的穩定和發展，而是為了建立孤家寡人的絕對權威，為了任意地役使和屠宰人民。所以，盡管中國古代的法家思想已經發展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但就是無法建立法製的國家。其實，道理再簡單不過了，法家思想就是君主集權的思想，法家思想越發達，君主專製也就越發達，而現代意義上的民主與法製的思想也就越難建立起來。
不過，“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秦國“以法治國”，最終也是因為使用嚴刑峻法而迅速地亡國。極端的集權就失去了民主，人民不敢說話了就失去了輿論導向，沒有輿論導向，社會就會失去正確的發展方向。因此，不是讀書和自由使國家滅亡，相反，正是壓製思想和自由才使國家滅亡。秦朝焚書坑儒和極度集權的教訓猶未過時。
（參見《韓非子》等）
4.“法家”的結局
在中國古代社會裏，改革者似乎總沒有好下場。這無論從政治的角度還是從人情的角度似乎都說不過去，然而，這又確實是鐵打的曆史事實。
何以會如此呢？有些人把古代中國難行改革的原因歸結為老百姓不願改革，其實，這很不公平。古代中國的改革，曆來跟老百姓沒有什麼關係。這倒不是說改革不涉及到百姓，而是說改革實在都是上層社會的事，與百姓的關係不大。“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曆來是統治者對待百姓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