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國棟
萬雄又將出新書《讀人與讀世》，邀我寫一篇序。我隻看了書名和目錄便答應了，因為從書名和目錄，已表現出萬雄很了解“人”與“世”的關係。錢賓四師（錢穆先生）說：“不知‘人'不足以論‘世'，不知‘世'亦不足以論‘人'。”曆史人物必有特殊的心態，此心態又必受當時社會的影響。如歐陽修《新五代史》是悲北宋初年，承五代殘破之後與五代道德之澆薄。尤其馮道自以長樂老之無恥。歐公欲修史以匡正之，所以新五代史中之史論，每篇必以“嗚呼”兩字開頭。“嗚呼”兩字實足以表現歐陽修的心態，與五代社會殘破的實況。又如司馬光因悲當時政治之疲弊，乃費二十餘年的精力，修成《資治通鑒》，他述《通鑒》的取材標準是“凡國家之盛衰，生民之憂戚，其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多采錄之。此外多刪除。”司馬光的心態為如何？萬雄是學曆史學的，他對“人”與“世”的關係之認識必深。所以我隻看了書名及目錄便答應寫序。以前有人邀我寫序，或隻知“人”而不知“世”，或隻論“世”而遺“人”，我以事忙而拒絕。記得十幾年前，新亞書院開國際學術研討會，紀念錢師逝世十周年，我與妻子返港參加。時郭少棠任中文大學文學院院長，歡宴我們，並請陳萬雄和李明逵作陪。宴後妻子問我：“他們三人都是曆史係你的學生，你覺得誰的貢獻大些？”我說：“三人都很好，都能努力自強。時萬雄任香港商務印書館總經理，明逵為警務處副處長。但從文化的觀點看，好像萬雄對中國文化的觀念較深，對中國文化的貢獻較大。”記得萬雄初入新亞書院時，錢師去新加坡大學講學經香港，住在旅店。萬雄要我帶他與同班一些同學往見錢師。錢師和他們談了很久，大概是些勉勵的話，我已記不清楚了，相信這對萬雄等治史有很好的影響。後來我知道香港商務持續出版了幾套有關中國文化的大型圖書，有人批評萬雄，認為這些巨型圖書會虧本，因為印製費很昂貴，人家看準他們辛苦搜集得來的資料和編選創意，改出大眾性的小開本圖書，卻暢銷。香港商務出版這等大型圖書，不但要付出高昂的編輯印製成本，還要花費貨倉儲存。我的觀點不同。我認為這些開拓有關中國文化圖書的出版，決不可無。目前香港出版社能出這類巨型圖書的，隻有商務，所以不必計較盈虧。這亦表現萬雄對中國文化的責任感。現在三人都有不同的發展，少棠由中文大學文學院進為中國珠海國際大學的副校長，萬雄由商務印書館總經理，進為全港圖書出版界最大集團的總裁，明逵由警務副處長升為處長，又由處長退休，他們將來的貢獻孰大孰小，現在還未可知。
萬雄的書，最動人的是，他開始先述沈從文先生的“人性的光輝”，然後方述各位學者的生活，與孔子、孟子的注重“個人”的人性的光輝相同。中國文化從上古堯舜夏商都比較注重群體，到了周代，個人從群體中脫穎而出。春秋晚年，孔子提出仁學，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由此心發展而為各種道德人格。所以《論語》一書，全是孔子對學生與諸侯的個人教訓，全無對群體的箴言。可見孔子視個體重於群體。再到戰國，孟子繼承孔子“仁學”，發展為“心”與“性”，他說，性有四端，“惻忍之心”，“仁”之端也；又認為仁心必有“良知”、“良能”，是不學而能的，是天所賦予。良知之在人身者稱為“良貴”，“良貴”就是中國的天賦人權。所以中國的“天賦人權”比法國盧梭的“天賦人權”約早兩千年。人性既是善的，於是人人自有無限的信心，無限的自強，可有無限的“理想”與“作為”。善又是無可計量的，既然人人俱有善心，於是人人應有平等與自由。這些都是人性的光輝。
萬雄老弟出刊新書，要我寫序，我老勃不羈，信口開河，有失序文之體裁，望讀者諒其老勃不羈之性，許其信口開河破壞序體之罪。多謝多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