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我思索 可認識“人”
——對沈從文先生的片斷回憶
從一九八〇年八月認識沈從文先生，到一九八八年他去世，整整八年間，每次我到北京，大都會約同沈從文先生的親密助手王先生和王亞蓉女士登門拜訪。八十年代初中期，我的主要工作是編輯事務，上京的次數固然多，每次停留的時間也較長，常有機會去拜候沈先生。上了沈家，不管有事無事，談正事還是閑聊，總耽擱好幾個小時。當時不懂得珍惜，未曾記下來，所談內容不免淡忘了。但是一些記憶還是深刻的。
頭一回見到沈從文先生，就令我感悟了文學的本質。
首次上京，其中一項工作是將剛剛出版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樣書帶給沈先生。在王先生和王亞蓉女士的引領下，來到前門東大街的沈家。一進門，穿便服的沈先生從廳中的床沿上下來，一邊忙找他的布鞋，一邊忙不迭向我們打招呼。團團的臉滿綻著笑容，神情稚樸而帶點靦腆。說話輕輕地，不帶一點酬世味道。倒是濃厚的湘西鄉音，要王亞蓉女士穿插著說明。王女士說明時，沈先生總是含笑望著我們，眼神帶感情，神態活像個稚童。
麵前大名鼎鼎的沈從文先生，給我的最初印象：純真、誠摯、和悅、自然。刹那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一句古話，從心裏蹦跳出來。作家與作品間連帶著的文學本質，似乎一下子也透露出來。日後，與沈老接觸多了，讀他的著作多了，了解他也多了。到現在，要概括我對沈先生的認識和感覺，還是初見時所得“赤子之心”的印象。人的直覺有時很玄妙，也很準確。在此以前，沈先生的文學作品，我讀得不多，興趣也不濃。關鍵是對他的文學思想境界認識不深，不懂得欣賞文學作品似平凡中的卓越、似平淡中的波瀾壯闊的道理。自己的興趣是近代思想，連帶對近代文學的認識，總傾向從史學的角度去閱讀、去理解，這是念曆史的癖性。不自覺地，也對文學性質的理解變得狹隘了。
一個生長於湖南邊陲之地，整日與大自然打交道的野孩子，青年時代混跡於龍蛇混雜的軍旅；忽然靈光閃動，隻身遠闖人文薈萃的北京，浪跡於文學園地。三十歲後名氣漸顯，奠定在文壇的地位。中年由作家而晉身大學教壇，一身而兼作家、教授和文學刊物主編多職，享譽日隆。一九四九年後打入另冊，離開文壇，擔任故宮博物院的文物講解員，用他的話說，就是“在午門樓上轉了十年，學了十年”。幾十年陰晴不定的政治空氣下，他長時間絕跡於文學界和教壇，苦心孤詣，自甘寂寞，從事文物的研究。這樣曲折的人生過程，這種甜酸苦辣的閱曆，在沈先生的行止容貌上，竟然沒有留下任何應有的世故和滄桑的印記。年過古稀，仍然一派純真，真是不可思議。這種純真，沒摻入一點造作，又不同於長於富貴、少不更事、不通世務的天真。沈從文先生保持著的，原是一顆赤子之心。
頓然，我明白了，隻有這樣性靈的人，才會成為頭等的文學家。沈先生頭一回給我的感覺就是一個天生的文學家。舉止以外，他談事情總像講故事，娓娓道來，引人入勝。幾十年間，見過不少不同的文學家，再未有人給我留下近似的印象。想象中的曹雪芹，也應該是“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的人物，才會飽曆世變滄桑，窮途潦倒，仍意氣岸然，鍾情山水，遊於眾藝，才會寵辱不驚，成就《紅樓夢》這樣的人性刻畫深刻而仍滿溢性靈的偉大作品。
八十年代開始，我猛然醒覺，研究中國曆史和文化別有天地，自此躑躅尋覓，至今不休，沈從文先生便是啟蒙者。
我參與沈先生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一書的出版，已是後期的工作。中國向以“衣冠王國”自居；但是，不要說普通人，縱使人文學科研究者，對幾千年的衣飾流變，各類織染技術、紋樣藝術，可以說是不甚了了。《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具體內容和見解，不僅讓我大開眼界，而且，該書主題雖雲研究中國曆代服飾，涉及的卻是中國文明史的方方麵麵。沈先生通過服飾的研究，同時疏解了中國文化上不同層麵的諸多問題，提出眾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見解。該書對我最大的衝擊，是啟動我轉換研讀中國文化曆史的觀念，領悟了“雖小道亦有可觀焉”的道理。一直以來，我們所關注的文化史，其實是中國學術思想史，或者是中國哲學文化史，甚能籠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全方位揭示文明進程的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