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沈老聊天，時時可聆聽他從物質文化方麵去認識中國文明的見解。現今仍清楚記得，大概是第二或第三次見沈老，晚飯後，在他們位於朝陽大街吉兆胡同的研究室，沈先生聯同王先生和王亞蓉女士，為我們幾個門外漢，透過投影器，演示剛剛挖掘出來的江陵戰國文物。當晚，沈老興致勃勃，為我們解說。他的全情投入，相信就是十年故宮午門上作講解的樣子。雖然我對文物的認識仍是模糊，但因沈老一晚的講解，對春秋戰國時期楚文化的發達，對楚民族與楚文化構成日後中華民族和文化的重要，印象深刻。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如何傳承又如何壯大的問題，自此在我腦中縈繞。
當晚與沈老的不少對話，都記不住了。其中一問一答倒還是記得清清楚楚。我問沈老，何以衣飾紋樣，在戰國時期的楚，其藝術已臻這麼高的水平？沈老回答，這樣的服飾紋樣的設計者，不是日後我們所理解，是出於一般工匠之手，而應是出於當時的高級知識階層，是當時文化藝術的最高表現。看過了楚的衣飾圖案，聽了沈老的話，我衝口而出說，我們以往讀《史記》“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一語，曾理解為楚人有著南方之強的特性，有複國的決心，強調勇武。現在才明白，這句話的背後原來是文化的自信。這樣的一個晚上，真是當頭棒喝，從而使我理解到中國文化史絕不囿於文獻，絕不能局限於文化哲學的範圍，而是自有更寬廣的天地。這是啟牖我日後走上要從物質和藝術文物等諸方麵，要從眼所及的事物和山川環境，去認識中國文明的途徑。這是一種觀念上的開竅。我們檢閱沈老的著作，自五十年代，他已不斷著文倡導“用文物知識和文獻相印證，對新史學和文化各部門深入一層認識，才會有新發現”，“五百萬卷書若沒有人善於用它和地下挖出來的，或始終在地麵保存的百十萬種不同的東西結合起來，真的曆史科學是建立不起來的。”（《文史研究必須結合文物》，一九五四年十月）
同時，沈老竭力倡導“古為今用”，要讓文化藝術普遍深入社會大眾，以讓傳統文化藝術轉化成新工藝。他這種種見解，放諸五十年後的今日，依然振聾發聵。與沈老談話內容雖多淡忘了，但是如何保護好中國文化，如何令中華文化藝術讓更多人認識，一直是沈老所關心的話題。
沈老是近代中國最偉大的文學家之一，同時也是一個卓越的學者。大多數人關注他由文學轉向學術的理由，但我個人更重視兩者間他在思想精神上的彙通：對人的自然生命、民眾真實生活的終極關懷，對根植於生活的思想感情和文化藝術的執著。從這裏，我們就容易理解他自撰墓誌銘“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認識‘人'”的含意。
原載香港《明報月刊》二〇〇二年十二月
文物曆史世界的沈從文
——從人性的光輝出發
經過了幾十年的沉寂，文學家的沈從文，重現光芒，再為世人所認識。
吊詭的是，自解放後直到一九八〇年整整的三十年間，沈先生雖然退隱文學創作和文學教育，他的聲名仍然以文學而讓世人懷念。二十多年前，我先是從文物曆史學家認識了沈從文，再從文學家去認識沈從文，然後是全麵地認識沈從文。沈先生下半生在文物曆史研究中，創獲饒多，成績卓越。他的代表作《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是該方麵學術研究的開山之作，也是傳世之作。他的文物曆史研究的成果，一如他的文學創作，透現了他獨特的生命哲學和思想。
無論是文學創作還是文物曆史的研究，沈先生都有未完成的大作。以《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文化成果的存歿去衡量，不無遺憾。但是，他留下的文學創作和文物曆史研究，已充分貫穿著他對於人的生命、人類的人文化成的終極關懷和了悟，隻要我們對之有足夠的認識和理解，相信沈先生也不會有太大的遺憾。這就是他生前自題墓碑“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認識‘人'”的遺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