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恩格斯來說，經過科倫將近半年的緊張鬥爭，變換一下生活環境，在恬靜的大自然中漫遊，是很有好處的。更主要的是，這次漫長的徒步旅行，給他提供了一個深入農民群眾，了解農民情緒，探索法國前途的良好機會。恩格斯發現，法國農民被束縛在一小塊土地上，從事單調而緊張的勞動，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因而目光短淺，對正在發生的偉大曆史運動的性質和目的一無所知。資產階級正是利用農民的弱點，說什麼工人想瓜分全部財產和全部土地，以此煽動他們反對工人。在農民的心目中，路易·波拿巴是他們的偶像。恩格斯說：“所有同我談過話的農民對路易·拿破侖的熱情，竟和他們對巴黎的仇恨一樣強烈。這兩種狂熱，以及對整個歐洲的動蕩局麵感到毫無意識和毫無理性的困惑，這就是法國農民的全部政治。”[41]法國農民占全國選民的2／3，因此農民的政治態度對法國政局的影響不可低估。
幾周時間與農民的接觸，對農民生活的調查研究，使恩格斯深深感到，由於農民對城市、工業和商業的種種關係毫不了解，對政治盲目無知，用農民關係的尺度去衡量複雜的曆史關係，必將對無產階級革命產生重大的消極影響。從這裏，他初步認識到農民問題的重要性。
1848年10月24日，恩格斯到達瑞士日內瓦。過了幾天到達洛桑，參加洛桑工人聯合會的活動。不久又移居伯爾尼。他選擇伯爾尼的原因是：（1）這裏離德國邊境很遠，德國當局無法製造借口用種種要求來麻煩瑞士政府；（2）這裏作為瑞士聯邦的首都，為觀察聯邦共和國政治活動提供了最有利的條件。
到達瑞士後，恩格斯的首要事情是與馬克思和家庭取得聯係。那時寒冬將至，他身無分文，衣食困難，不得不寫信向家裏要錢。他的雙親對他從事革命活動十分不滿，竭力勸說他不要與馬克思來往，不要再參加《新萊茵報》的工作。母親甚至聽信一些流言飛語，寫信對他說：“《新萊茵報》編輯部已經宣布說，即使你回去他們也不再接受你參與工作了。……你現在可以看清楚，你的朋友都是些什麼人，你從他們那裏可以期望得到什麼。”恩格斯根本不理睬這種毫無根據的謊言，完全信任自己的朋友。他從馬克思的來信中得悉，《新萊茵報》停刊兩周後已經複刊，一些資產者股東曾經要求把恩格斯和其他流亡在外的編輯辭退，但遭到馬克思的斷然拒絕。馬克思告訴他：“至於你們的編輯職務，我這樣做了：（1）在第1號報上就立即指明，編輯委員會原有成員不變；（2）向愚蠢而反動的股東們聲明：他們可以隨意把你們不再看做編輯部人員，但我有權隨意付出我所要給的稿費，所以，他們在金錢上將絲毫占不了便宜。”[42]針對流傳的一些無稽之談，馬克思明確對恩格斯說：“我能把你丟開不管嗎？哪怕是一會兒，那也是純粹的幻想，你永遠是我的最知心的朋友，正像我希望的我是你的最知心的朋友一樣。”[43]盡管馬克思當時手頭十分拮據，還是盡量給恩格斯寄去一些錢，幫助他解脫困境。兩位最知心朋友互通情況後，立即著手進行工作。
根據馬克思的要求，恩格斯的主要工作是撰寫通訊和文章。短短兩個月時間，他在《新萊茵報》上發表的文章達30多篇。論述了瑞士、法國、匈牙利等國許多重要的政治事件。
瑞士的政治狀況，是德國人民關心的問題。當時一些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主張在德國通過聯邦製實現國家統一，並把瑞士作為聯邦製的“模範共和國”，“幻想從萊茵河彼岸把具有大大小小的聯邦委員會、國民院聯邦院等等的瑞士政治製度通盤搬來……把德國變成一個幅員廣大的瑞士。”[44]馬克思、恩格斯反對這種主張，認為在德國當時的條件下，采取聯邦製共和國的國家形式實際上是繼續保持國家的分散落後狀態。當恩格斯在洛桑的時候，馬克思就寫信建議他到瑞士首都伯尼爾，希望他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寫文章抨擊聯邦共和國”。[45]恩格斯到伯爾尼後，旁聽了瑞士議會的辯論，接觸了瑞士各階層的群眾，撰寫了一係列有關瑞士狀況的論文。
恩格斯指出，瑞士這個幅員隻有幾百平方英裏，人口不過250萬人的小國，卻有著四種不同的語言，同時存在著文明發展的不同階段，從最先進的機器工業到地地道道的畜牧生活。在伯爾尼國民院裏，那些被派來討論全民性共同事務的社會精英，卻是一群形形色色的人物，其中有身穿巴黎時裝、頭發梳得整整齊齊的羅曼人；有彼此極為相像的、穿便服的軍官；有穿節日服裝的農民和寡頭政治的代表。聯邦政府雖然采取一些進步措施，但並不能消除各州地方局限性的特點。國民院和聯邦院的活動表明，貫穿整個瑞士政治生活的是“無窮的分散性（這是聯邦共和國的必然的曆史產物）、難以描述的利益的互相交錯，以及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所奉為指南的各種動機的不可思議的混亂。”[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