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對陪審員說：由於我們敢於揭露確鑿的事實並從中作出正確的結論，便遭到當局的迫害。這就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究竟要不要維護出版自由？要不要維護三月革命的成果？“如果禁止報刊報道它所目睹的事情，如果報刊在每一個有分量的問題上都要等待法庭的判決，如果報刊不管事實是否真實，首先得問一問每個官員——從大臣到憲兵，——他們的榮譽或他們的尊嚴是否會由於所引用的事實而受到損傷，如果要把報刊置於二者擇一的地位：或是歪曲事實，或是完全避而不談，——那麼，諸位先生，出版自由就會完結了。如果你們想這樣做，那你們就宣判我們有罪吧！”[57]
在馬克思、恩格斯的有力駁斥下，資產階級法官和陪審員理屈詞窮，狼狽不堪，不得不當場宣布他們無罪。當法官宣布這個決定時，法庭內外旁聽審判的群眾向馬克思、恩格斯歡呼致敬，祝賀他們的勝利。老工人列斯納回憶當年的情景時寫道：“當時我以關切的心情出席了那兩次開庭（另一次是2月8日針對馬克思的萊茵省民主主義區域委員會審判案——引者），親眼看到、親耳聽到黑白反動派的對方占有極大的優勢，我感到萬分欣慰。甚至連敵人也掩飾不住對這兩個人的敬佩！”[58]
1885年，恩格斯在《卡爾·馬克思在科倫陪審法庭麵前》一書序言中，說明當時他們在陪審法庭的演說，反映了1848-1849年革命時期無產階級的革命策略。他寫道：一個共產主義者，不得不在法庭上向資產階級陪審員們說明，他所進行的，即他成為被告的這些事情，其實是陪審員先生們即資產階級的事情。資產階級一方麵與反革命政府發生衝突，另一方麵卻審判革命的無產階級，這是曆史的諷刺，表明了普魯士資產階級的軟弱無能和對革命的背叛。但無產階級支持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專製製度，決不是為了資產階級的利益，“問題是應當由誰來統治，是糾集在專製君主製周圍的社會勢力和國家勢力——封建大地主、軍隊、官僚、僧侶——還是資產階級？正在形成的無產階級之所以關心這一鬥爭，僅僅因為它將由於資產階級的勝利而獲得本身發展的場地，將在它總有一天會戰勝其他一切階級的鬥爭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59]恩格斯強調指出，當年他們在法庭上的演說，維護了革命的觀點，拋棄了反動的法製基礎。這是一個革命政黨的責任。在反動統治製度下，一個革命政黨，決不應該在實際上和精神上受現存的所謂法製的約束，決不應該承擔使現存政治製度永世長存的義務。在這裏，恩格斯以1848-1849年革命時期無產階級的立場為例子，教育處於反社會黨人法統治下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鼓勵他們要敢於與俾斯麥反動政府及其反動法製進行鬥爭。
八、高舉紅色旗幟光榮退卻
在1849年春天和夏天德國革命與反革命的搏鬥中，恩格斯進行了多方麵的活動。
作為民主派的靈魂，恩格斯積極參加科倫民主聯合會的工作。當時，科倫民主聯合會與工人聯合會是同心協力的。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工人運動活動家參加了民主聯合會，馬克思還是萊茵省民主主義區域委員會領導成員，使這個團體在革命時期發揮了重要作用。2月25日，恩格斯參加科倫工人和民主派舉辦的紀念二月革命一周年的宴會，在這次有兩三千人參加的盛大集會上舉杯為正在進行民族解放鬥爭的意大利人和羅馬共和國祝酒。為紀念柏林3月18日街壘戰一周年，恩格斯參加另一次規模巨大的宴會，在參加者的熱烈讚同下，為巴黎六月起義的戰士幹杯。整個集會充滿革命的氣氛，許多發言者強調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作用，表示決心為實現紅色共和國而奮鬥。《新萊茵報》編輯弗萊裏格拉特專門為大會撰寫了一首鏗鏘有力的詩《起床號》，表達了人們的革命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