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異鄉勉強生活下去
1849年夏天，歐洲大陸各國革命運動被鎮壓下去了。大風暴以前的“過去當權者”，又成為“現在的當權者”。法蘭克福議會被強行解散，維護帝國憲法運動遭到失敗，羅馬共和國被顛覆，匈牙利革命在奧地利反動派和沙皇俄國的軍事幹涉下被徹底打垮。反動統治籠罩著德國和整個歐洲，革命人民備受災難。1849年9月，由馬克思等人簽署的《救濟德國政治流亡者的呼籲書》指出：“目前，德國在進行軍事鎮壓的極為混亂的情況下出現了‘秩序和寧靜’；在死神的隆隆炮火下變成煙霧彌漫的城市廢墟上恢複了‘財產和人身的不可侵犯性’；軍事法庭來不及把一個又一個的‘叛亂者’的頭顱送入墳墓；監獄已經容納不了所有的‘叛國犯’，而唯一還存在的法律就是戰地軍事法庭的法律，在這樣的時候，成千上萬的德國人無家可歸，流落國外。”[1]
恩格斯就是被迫流落國外的一員。巴登起義失敗後，他作為最後一批撤離德國的人員，於7月12日進入瑞士境內，同流亡者隊伍一起在窩州度過一個月的宿營生活；後來到了洛桑，開始回顧德國維護帝國憲法運動的過程，撰寫一部“關於巴登普法爾茨滑稽劇的可笑曆史”。[2]
像所有流亡者一樣，恩格斯的生活十分困難。但這絲毫沒有影響他的樂觀情緒。當時同他一起流亡瑞士的威廉·李卜克內西回憶道：“1849年盛夏，恩格斯從他的‘駐地’洛桑到日內瓦看望我們。……他穿著一件藍色的上衣，這使得他那挺直的、像普魯士人那樣強壯的身軀顯得更加魁梧。快樂的、炯炯有神的眼睛，響亮而愉快的嗓音，詼諧風趣的談吐，完全是一個爽朗的、熱情奔放的年輕人。”[3]恩格斯有著敏銳的觀察力和準確的判斷力，在年輕流亡者中深受尊敬。
當恩格斯流亡瑞士時，馬克思的處境也不好。6月初他以德國民主派代表的身份來到巴黎，發現這裏籠罩著一片陰沉的氣氛，保皇主義的反動統治比基佐時代更加無恥。雖然他聲明來巴黎的目的是為了從事科學研究，但反動政府仍然對他十分懼怕，不準他在巴黎居住，決定把他驅逐到疾病流行的摩爾比安省。馬克思及時識破這個變相謀殺的陰謀，決定離開法國。
恩格斯十分關心馬克思的處境，認為如果馬克思在巴黎不安全，可以到瑞士。但馬克思決定到倫敦去。他考慮到，在瑞士不能做什麼事情，而且那裏很快會被嚴密關閉起來，並不是安全的地方。更主要的是在倫敦有希望創辦一份德文雜誌，可以做許多事情。他要求恩格斯立即前往倫敦。
1849年8月底，馬克思從法國來到倫敦，從此開始了長期的流亡生活。同年11月10日，恩格斯曆盡千辛萬苦，從瑞士繞道意大利，由熱那亞乘船來到英國首都。時隔半年，兩位親密的戰友又重新歡聚，共同戰鬥。
馬克思到倫敦後，經濟非常困難。為了清償《新萊茵報》的債務，他把剛剛得到的一筆數量可觀的遺產全部用光。恩格斯來到倫敦時，也已身無分文。但是，他們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幫助廣大流亡者渡過難關。為此，他們組織和領導德國政治流亡者救濟委員會。從1849年9月至1850年9月，通過救濟委員會從物質上幫助了流亡倫敦的饑寒交迫的革命者，減輕了他們所受的苦難；從政治上團結他們，幫助他們擺脫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影響，把其中的優秀分子吸引到共產主義方麵來。馬克思、恩格斯在救濟工作中大公無私，以最公平合理的方式分配救濟金，獲得了人們的稱讚和愛戴。
盡管革命者的處境極其困難，但“任何一個革命者都不會這樣輕率、這樣幼稚、這樣膽小，竟在反革命高奏凱歌的時候背棄革命”。[4]恩格斯剛剛離開硝煙彌漫的戰場，立即轉入一個新的陣地，重新組織分散的革命隊伍，總結革命的經驗教訓，為未來的革命準備條件。
二、《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
恩格斯還在瑞士的時候，馬克思就寫信告訴他，準備出版一份定期的政治經濟刊物，主要由他們兩人撰稿。恩格斯到倫敦後，立即參加這份定名為《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刊物的籌備工作。
創辦黨的理論刊物，是形勢的需要。第一，一場席卷歐洲的革命風暴剛剛過去，很有必要分析曆史的進程，從理論上說明進行鬥爭的各個階級、各個政黨的性質，總結革命的經驗教訓。第二，為了重建共產主義者同盟，必須以科學社會主義統一盟員思想，使全盟對於革命失敗的原因、今後鬥爭的性質、任務和策略取得一致的認識，為未來的革命做好思想準備。第三，流亡倫敦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還在大肆活動，必須揭露他們在革命緊要關頭動搖、妥協、背叛的行為，回擊他們對無產階級政黨及其領袖的誹謗，反對他們妄圖引誘工人離開無產階級革命立場的陰謀，堅持工人政黨的獨立性。因此，創辦一份黨的理論刊物是十分必要的。